谈到上海人，余秋雨在《上海人》中曾对上海人做过如下的评价：“精密（注：不是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髦、浮华、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余先生的对上海人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客观真实。其实还有一点，余先生没有说出来，那就是上海人还有一个爱占小便宜的特征，打个比方说，上海人去菜场买菜，总习惯顺手牵羊拿两根葱一头蒜什么的，若是会餐，会很客气的讲自己只吃一点点，但实际吃起来绝对是吃的最多，抢食最好的菜是绝对不会脸红的，等等。最近，上海人遭遇的指责虽然很多，但客观的讲，上海人也有许多好的性格特征，比如：较全国其他地方，上海人的法制观念很强、重视秩序和规则、有健康意识、重视教育、重视仪表、讲究生活质量、乐意接受新生事物、好争斗，但又严守“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游戏规则等等。

在全世界的人涌入日新月异的上海淘金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上海人却选择了东渡扶桑圆梦，研究一下这批人就会发现，他们当中，除了极少数属精英阶层外，其余大部分应属于在上海混得不怎么样的群体，这些人通过结婚、留学、就职等签证进入日本，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出的上海人的特征则是缺点多了一些。比如经过他们精密的盘算，加上日本人防范意识极差的配合，上海人爱占小便宜的特性，经过在岛国的发扬光大，逐渐由潜意识里的顺手牵羊，再演变上升为有意识的“偷，”这就是十几年前公认的某些上海人的东京淘金发财史，当然，今天上海人在东京做实业的是比较多的了。这个群体里上海女人的特征变化是最明显的，上海女人，她们向来对自身的女性魅力和价值都有着超常的清醒的自觉，这也使得她们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为人处事都要经过精密的利益之网过滤的。她们来日的发展道路一般是或者直接以结婚的形式或者是通过留学的途径，但殊途同归的是她们共同的终极目标是获得合法的不用付费的签证，然后“下海”先直接出卖自己以赚取第一桶金，再用这第一桶金经过上海女人特有的精密算盘，或开“爱死他”、或开“靶”、“撕他裤”等，养班小姐，骗日本人消费、偷刷日本人信用卡以获得高额利润。在此过程中，上海人的精密、会盘算、赶时髦、浮华的特性都得到了膨胀的发展，尤其是上海女人在近百年的西方熏陶下的“开放”意识，在东京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变异为彻底“放开，”“只要回国有钱，阿拉勿讲，哪个又知道阿拉在日本干过什么。”已成为上海女人在东京经营的基本理念，正所谓，精密的盘算，永远是为利益而驱动的。

之所以最后才来说说在日的北京人，是因为这一群体在日本四大华人族群里可谓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不仅仅体现在人数上，就是在日发展，他们也大都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北京人的特征是幽默、不拘小节、能侃善吹、痴迷做官、讲究尊卑贵贱、开口就是宏观思维、言谈举止透着首都人的优越感。老北京人过去讲究光着膀子，摇着芭蕉扇，在四合院里到处串门，聚堆儿吹牛，而今儿的北京人，则改为哥儿几个去什刹海、三里屯酒吧里一泡，小酒一点，小舌一卷，一口京片子，神侃古今。

而在日的北京人群体构成，过去则以稍微有点背景的人为主，最近纯留学来的人也增加了一些。在这一群体中，最让人惊讶的是自古喜欢聚堆儿神聊的北京侃爷侃姐儿们，来日后却大都低调，甚至于同是北京人，竟也互不来往，变成了独往独来的行空天马，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素爱扎堆儿的京油子们秉性大改了呢？直到亲眼看到了一位打建筑工的北京哥儿们开着“大奔”来参加一个派对后，才渐渐明白了个中端倪，北京人骨子里尚有着身居皇城的“皇气”情结，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认为，皇城根儿逛出来的京城人，如果不混出个名堂，见面也无宜，难道与哥儿们侃今儿个刷了几只碗，昨儿个倒了几袋垃圾不成，太伤自尊了。为了维护这皇城根儿的尊严，只好忍痛割“侃，”北京人的素爱聚堆儿，在这里则演变为北京郊外的漫天黄沙了。

说到底，华人族群的性格特征的演变，内因是个人素质，外阴则是环境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愿这种环境所迫，能使在日各大华人族群，激发出优秀品质的浪花儿飞溅，而不是潜意识了恶性的复苏，人性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