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餐馆里的中国人

　　一般来说，打工的初衷是为了挣钱，而打工的收获却远不只限于金钱。

　　有这样一种人生观念，有的人为了追求一生的终极目标而拼命地赶路，而到了人生的终点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是那样的茫然，一生的追逐全然不见一路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景观。

    多一些体验和感受的人生是否更有价值和意义呢？

　　正是想得到更多的人生体验，我也有了想去打工的念头，虽然日方接受组织提供的生活费足够，若省吃俭用些还可以有些许的结余；虽然派出组织和接受方都有规定，研修生不准打工，而且，平心而论，我打工并不是为了挣钱。

　　我找到打工的“岗位”，并没有经什么人介绍，完全是“自谋职业”。通常日本的餐馆、商店之类的店铺缺人手时，往往会在店门旁贴一张“店员募集中”（就是“正在招聘服务员”）这样的“告示”。在东京时常可以寻到贴这种“告示”的店铺。由于打工不过是业余体验，绝不能够侵占白天的学习时间，因而只能选择结束在公司一天的学习生活之后的晚班。受时间的限制，我也只能就近就便地物色打工的机会了。终于有一天，我在上下班乘降电车的北千住站附近“按图索骥”地看到“告示”，找到了这间打工的餐馆。

　　这是一家台湾餐馆，餐馆店员不多，算上我也只有七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日本人，这个日本店员已是５０多岁的人了，至今还是独身一人，不知是吃多了生活之苦还是店里都不是“自己人”，他十分地寡言少语，也不苟言笑，据说他在这个店里已有许多年了，是这家餐馆最忠实的员工。尽管其他店员走马灯似地更替，他却是这里的“长明灯”，默默地守望着他赖以生存的这间餐馆，他的稳定和忠诚自然赢得了店主的信任，日常采购均由他负责，把持着餐馆的支付出口。

　　而掌管餐馆进账入口的是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老姑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至今未嫁。人长得很平常，心地倒善良。由于她在这个店也有几年的光景了，并以此为生，因而对这个店也颇有责任心。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法，她的确是在扮演着这个店的店长角色，每天第一个到店最后一个离开。干活时在一些不必计较的小问题上能迁就则迁就。比如，我偶尔因故迟到几分钟，或早走一会儿，不是店里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她也并不多言，时常还会帮着在店主面前解释几句，以免扣除工资。

　　与她显然不同的是和我干同样活计的另一名上海人。她是来日陪读的（先生在东京读书）。她和我的工作是轮换的。一个人在前厅点菜、上菜、收桌（客人多时需要楼上楼下窜上窜下）；另一个人则在窗内传单、传菜、餐具消毒等。洗碗是由一名福建籍的农村妇女专门负责的。或许是这位上海“小姐”（本身已是少妇）在国内过惯了“大小姐”般的优越生活，抑或是她骨子里就很刻薄，干活时也十分斤斤计较，手上的活很慢嘴上的话却很快。由于大家都是“背井离乡”，并不想惹是生非，何况她又是“同胞姐妹”，于是众人似有默契，对她都是敬而远之。尤其是那福建妇女不知是不是世面不多，每日里那总是处在惊恐中的双眼，遇到“上海小姐”从眼镜片后发出的幽光，更是唯恐避之不及，被“上海小姐”呵斥抢白后，也只是低头不语，手中只管干自己的活计。

　　在这间台湾餐馆里，和我最谈得来的是另一位中国厨师，一位来自沈阳的帅小伙，身高足有１米７６的他，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二十三四岁的年纪，显得文质彬彬。若不是亲眼看到他掂锅炒菜动作那般娴熟，肯定会误以为他是打工求学的中国学生。不过，他的确不是学生，因为我在店里并非日本学校假期的这一个月里，从没见他离开过。他也是“职业打工赚钱者”。不过，他打工与福建厨师却是截然的不同。沈阳师傅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他出身于沈阳市一个干部家庭，父母出于对儿子的心疼并不赞成他来日本打工。他告诉我，他选择打工，主要是想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并且为今后的生活做全面的铺垫。他不想因未读大学而给父母增添更多的负担，也不想因此而永居人后。他说，在他心中有一种“妄想”，将来要么成为有自己产业的“侨民”，要么回国投资从事经营自己的餐饮事业。他选择来日本，是由于有亲戚在日本，完全是通过正常的渠道到达日本并自食其力地生活的，并且到日本后便不再继续给亲戚们增添更多的麻烦。也绝不会做给国人脸上抹黑的事情。

　　在与沈阳师傅相处的日子里，可以明显地感到他那“东北汉子”的粗犷和豪气。他赚着日本人的钱（只不过是通过台湾人开的餐馆而已），却从不服日本人的气。如果我和其他几位中国打工者在前台受了日本顾客的气，他一定会在厨房对这样的日本人进行“报复”，为我们“报仇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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