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本无对错，只是不能双标。

“可是，冷静地想想的话是不难明白的，24岁的年轻女孩，看到怀着杀意出现的前男友与江发生肢体冲突时，即便她没有勇气开门，又有多么应该被指责的呢？如果开了门，嫌疑人进入房间，可能两女孩都会被杀死。江秋莲的悲伤与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中国社会用「道德」一词，有没有资格对刘做出社会制裁呢？当然，日本社会如果很多人觉得审判不公正不合理的话，也会有“舆论暴力”发动，但是至少刘是被（陈世锋）威胁的受害者，而不是被审判的那一方。不怕被误解地说一句的话，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的社会问题中，这个江歌案真有那么被（中国媒体）大大报导的新闻价值吗？我是怀疑的，甚至，我感觉媒体在刻意诱导（中国）舆论的关注。”

然后作者说，她跟这位记者的观点是相近的。

读者朋友们问我：你怎么看这篇文章的观点。你怎么理解日本人对刘鑫的这种态度。

我说：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对我们的不解，但我认为他们并不理解我们对该案的理解。

是的，作为也有过旅日和相关采访经历的人，其实我很能理解很多日本人或很多在日本呆长了、完全融入当地生活的华人华侨为什么会那样想问题。

因为如果严格按照日本社会的运行逻辑，江歌遇害这个案件，本来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日本这个民族，是个外热内冷的民族。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后，日本人与人的边界意识非常强烈。初到日本，你在大街上找个人问路，很可能会收获到让中国人感到吃惊的善意，再住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日本的陌生人之间大多非常的“優しい”（这里可以勉强翻译成友善）。这可能让一个习惯了陌生人间相互提防的中国人感到特别“文化休克”——你会觉得“日本人真好啊。”

可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当你开始尝试与日本人深度交往的时候，你又会感到不适应。日本的人与人，即便再亲近，也似乎是始终隔着一层“心理屏障”。

日本的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哪怕亲子之间。也都会隔着一层。因为他们的文化似乎就是把保持距离、不去过度侵入他人私人生活视作一种理所应当。

天才的庵野秀明在《EVA》中将其物化为了“AT立场”。

所以你看即便非常要好的日本朋友，都是很少邀请对方去自己的住所的，有什么事儿都尽量在外面谈；日本人出去吃饭，不事先明说也一定是AA制，不存在为表现咱俩关系铁，抢着付账一说；甚至再要好的朋友、亲戚之间，一般不会相互借钱，他们尽量不让自己缺钱，真的缺钱，他们宁可去借高利贷也不问朋友借，所以高利贷一度是日本黑社会的一门“合法生意”。

为什么？因为在看似亲热的“建前”（场面话）之下，现代日本的人与人之间有一条永远不会明说，但谁也不能跨过线。受人恩惠，让人请客，甚至主动要求住到人家的家里去，这种事情在日本的朋友之间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这种过度的亲密、信赖关系会让日本人觉得很不舒服，觉得背了人情债，他们就是觉得再亲的人之间也应该保持“分寸”，彼此留有边界。

所以江歌遇害这个案件，如果按照日本社会的惯常逻辑，本来根本就不应该发生。

想象一下，刘鑫如果按照日本人的处事原则，就不会在男友与她分居之后要求住到江歌租住的房子里去；去住了以后也不会不买日用品,不打扫,不扔垃圾。也不可能在案发当天要求江歌在地铁站等她两个小时以便提供保护。这些要求对日本人来说都太“不知分寸”了，即便朋友之间也不能提。

而江歌如果按照日本人的处事原则，也不会答应刘鑫的这些要求——很少会有日本人会“仗义”到答应另一个朋友这么多“添麻烦”的要求，这都不是两个人关系铁不铁的问题，而是他们觉得这么干就是犯规的。

但刘鑫为什么敢提这些要求，江歌又为什么答应了呢？

答案很简单，因为她们是中国人，她们虽然在日本，但还在用着非常“中国”的行为方式在彼此交往。

在传统中国人看来，好兄弟或者好姐妹之间就是应该这样“不分彼此”、“两肋插刀”的。无家可归时去你家住一下，受到威胁时让你提供一下保护，这是咱俩关系“铁”的证明。日本人是你一旦提出这种要求，咱朋友就没的可做了。而中国人是我一旦提出这种要求，你不答应，那咱朋友就没的可做了。

日本人礼貌的平均，却严守界线。中国人亲热的特定，而不分彼此。——所以中日这两个看似“同文同种”的民族，其实在以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处事。于是我们经常会产生各种误认。

日本人，或者在日本呆长了的人，会看不懂江歌的行为，或对她的行为产生严重的误认——他们会以为江歌对刘鑫的帮助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友善，并应该做好相应的准备为可能产生的意外负责。

但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江歌对刘鑫的友善没有那么超乎寻常，她只是不得不做了一个好朋友的本分——一个中国式好朋友的本分。

而这种本分当中是包含着一种契约的：那就是既然我这样够朋友，你也得这样够朋友，我在你无家可归的时候收留你，在你遇到危险的时候愿意在地铁站等你两个小时。那你在遇到我危险的时候，你就不能断然关门自保；更应该在我为你而死之后，对我的家人负有一份特殊的义务。

只有这样，才是“对”的，你刘鑫才“对得起”我江歌对你的这番情谊。否则就是“对不起”，既然“对不起”，那你难道不应该诚恳的道歉吗？

然而这个逻辑，日本人是不赞同，甚至看不懂的。他们觉得朋友没必要做到这个份儿上——你遇到危险时，我有勇气开门帮你是情分，没勇气开门帮你是本分。你遇害后，我把你妈当我亲妈养是情分，不接触，请律师走流程公事公办是本分。

所以他们就更看不懂中国舆论为什么会对刘鑫的行为这么群情激奋，看不懂大多数中国人为何对刘鑫比对杀人犯陈世峰还要愤怒。因为刘鑫所践踏的，是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的那种的文化道德准则。

日本人有日本人的交友之道，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交友之道。这两种“道”究竟哪一个更好呢？

其实无分优劣，因为它们都是彼此对等、逻辑自洽的。

但我们不能允许有人在这两种规则之间来回横跳，玩双重标准。

读我公号常了的朋友，应该知道我特别强调“权责相等”这件事。其实我觉得刘鑫与江歌妈妈的纠纷，说一千道一万就是刘鑫该不该权责相等。是的，如果按日本文化的交友标准，刘鑫当初可以不开门，事后可以不亲自出面安抚，不必对江妈那么沉重的道德责任。但前提条件是，你当初就别对江歌提出那么中国式的朋友请求啊！你别住到人家家里去啊！你别让人家照顾你啊！别因为遇到危险，让人家在地铁站等两个小时啊！

没出事之前，你在日本按照纯中式的友谊标准，给人家添了那么多麻烦。等一出了事儿，你又想起日本朋友之间没有这么“过从甚密”了，要拉开距离，要听日本警方的建议、按日本的法律办事，要过自己岁月静好的小日子，把往日友情的责任一推六二五……

我就想问一句，天下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觉得这个思路也能帮助我们这些旁观者想清一个问题，以后再遇到江歌案这种事，我们可不可以依照日本人对此事理解来处理？可不可以不对刘鑫搞“道德审判”？不支持江歌妈妈的请求？

可以，但会有代价。

代价是我们要放弃江歌对刘鑫的那种中国式的交友准则。以后大家上街吃饭，就都别抢着付钱了，AA制。手头紧也不要想着找好友借钱，该高利贷就高利贷。无家可归、遇到危险，也千万别再去“麻烦”朋友。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平素对脾气、聊得来、淡如水的那种精神旅伴，要保持彼此的距离，不要试图通过朋友来解决你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这种友情很好吗？其实倒也不错，因为其行为逻辑是自洽的。

但我敢打赌，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最终都会觉得很别扭。所有人之间，都会像日本社会那样，彼此有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像喜欢裸睡的人穿着睡衣睡觉一样，让你感觉极不舒服。

是的，文化是什么，其实文化就是一整套行为逻辑，只要这些逻辑能彼此自洽，权责相符，文化其实无优劣之分。但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偏好。有的人就是觉彼此隔一层比较好，而有的人就是更喜欢与子同袍、不分彼此。

所以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要想清楚的其实只有——什么规则会让我们更舒服？而那样选，代价是什么？

另外，我们必须惩处那些在两种规则之间互相跳跃的人——因为他们其实不认同任何一种文化，他们是也只是在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