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浩，1962年出生于江苏，1981年受中国政府公派来日留学，1991年创办EPS股份公司，现任该公司董事长。

日本新华侨华人会副会长严浩

问：严社长，你作为一名留学生在日本创业，并获得巨大的成功，很多在日华侨华人都很想知道你的故事。能否请你谈谈你是怎样抓住机会，获得商业成功的呢？

答：我个人从来没有想怎样去“抓住机会”，坦率地说，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我做事情，都是顺其自然。如果真的讲“机会”，也许每个人的理解与表述不一样，但我并非按照一个完整而严密的计划走到今天的。

问：那你认为，什么叫机会？

答：我们那批到日本来了100个人，大家根据自己的性格取向，在不同的领域发展。可以说，各个领域都有机会，做大学教授也是机会。的确，我这个领域因为搞的人比较少，“机会”相对比较多些。但是，其他领域也有很多机会啊？这就在于你怎么想。应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

问：您刚来日本的时候，是否想到十年之后要创办一家企业呢？你是怎样办起公司的？

答：刚来日本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要办公司。不过，我的想法是“既来之，则安之”。要首先沉下心来。

我做公司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当时做医疗统计的也有癌中心等。刚开始是我老师给我介绍一些工作。公司是在1991年成立的，在那之前我也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工作多了，自己一个人做不完，所以就决定成立公司。此外，当时，中国国内也开始搞商品经济，发生了变化。不过，我并没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以及对将来的设想，开始并没有。我当时只是想做一段看看。因为日本有实际需求，我也需要公司这种形式为客人做。

问：你来日本当时是学什么的？

答：我大学是79级，学的是物理，这也完全是偶然。我来自农村，那时成绩比较好，而物理系分数要求比较高，于是就进了物理系。但我只在国内呆了半年就出国了。我是1981年来的日本。我来日本学习的是计算机，不论是学校还是专业，都是由教育部指定的。

问：那个时候到外国留学还很少吧，当时你有什么感觉？

答：当时谈到出国，简直是惊天动地，是件十分大的事情。说实在的，我是到日本才第一次见到计算机是什么模样的。坦率地说，在学习的几年中，我对计算机没有发生兴趣。

问：为什么呢？

答：我们这些人以前在农村只能学数学物理什么的，我小时根本没有看见过那些电子类产品。所以，我对数学比较感兴趣，而对于电脑，觉得不像数学那样有严密的理论性。尽管这样，当时计算机系没有统计专业，而大学不允许转系，所以我只能留在本系学习，不过幸好系里有统计研究室，于是我就在本系学习统计。我本科和硕士期间主要学习的是统计，但那时学的不是医学统计。到了博士课程，我才真正专门学了医学统计。

问：你是怎么选择东京大学医学部的?

答：我是学习统计的，到东大医学部，才跟临床试验发生关系。从事的工作与药物研发有关。

搞药，就要处理数据，对数据进行解释。比如一种药是否有效，必须验证。

我们的专业与物理学等一般科学不同，一般科学的定理不允许误差，但面对人体，我们发现这比物体复杂得多。同样一种药，对有的人有效，对另外的人就无效。这还没有考虑个人的成长环境、人种。

问：看样子你的工作与医学与医疗都有关系。

答：我们的工作超越了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生的范畴。以基础医学研究来讲，它的试验基础条件都是可以控制的。医疗则不同，不能让人在真空中生活。我们必须在现实中考虑药的可能性。我要观察抵抗力，要看一种药是否有效，要有很多方法与思路。

问：那你从事的医学统计是一种什么样的思路呢？

答：80年代末以来，医疗统计越来越受到重视，因为有效的药越来越少，有些药可以杀掉癌细胞，但问题是它能否具有延长寿命的效果。关于“有效性”这个问题很难讲。什么是“有效”，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如吃蚂蚁可以治疗癌症，但这叫“有效”吗？因为搞不懂到底其中什么有效，也没有办法解释有很多人吃了没有治好。“有人治好了，所以有效”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问：你的专业背景对你建立公司非常重要，对吧？

答：这个不完全是专业的问题，如果以为只有专业就行，那完全是做基础研究的思路。我这里有点像咨询公司。你要跟别人谈，要比较善于了解对方的需求。甚至说，要求你各方面综合素质，比如说你是否跟客户可以谈得来，你的性格等等。

当然，这个工作是以专业为基础的，但这并不就等于专业就是机会。

问：我知道，在日本还有不少中国人的专业与你同样。

答：认为我是搞这个专业的，只要用我这个专业就可以做成买卖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当然有专业比没有专业好，但光想用专业形成商业机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可以找到商业机会，也许做基础研究的可以。他要把一种技术转变成专利，而且要懂得推销。不过，只懂技术，那他只播下一颗商业机会的种子，如果他开发的产品能够销售很好，那他可以拿到专利报酬。

问：不过，像你受到如此良好的教育的，当时去开公司还是不多见的。

答：我做公司是我思路与性格的结果。按照一般的思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就去政府机关，大学教书。另外我办公司也受国内环境的影响。当时联想、四通已经做得很成功。

问：你认为专业在一个人的事业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答：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立足的领域，这倒不见得一定是狭义的专业。但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熟悉的切入点。泛泛而谈不行，你不能讲自己是中国人，会讲中文，这不叫切入点。因为会讲中文的人到处都有。你要有一个自己擅长的领域，比如你自己的学术研究，比如你搞旅游，他开饭店。这些都要懂行。所以，来日本后一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

问：那么怎样才能抓住机会呢？

答：在日本社会比较顺利适应的人，共性就是大家都比较扎根，浮在表面上是不会抓住机会的。不要看日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大家凑在一起说说日本的坏话。中国政府派我们到日本来留学，不是让我们成为反日派的，否则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

如果是留学生，要到日本各地多走走，多了解日本社会，多跟日本学生交往。我们中国学生要打工，没有时间参加俱乐部活动。有时候，宁肯花点钱，也要参加。现在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了，大家都聚在中国人圈子里，语言学不好，非常妨碍与日本学生交往。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假如在日本呆了3、4年，对日本的认识却还没有超越一般在国内的中国人，这样就很可惜。这种人，找工作当然找不到，你说要为中日关系做贡献，光凭热情是不行的。这种人到我们公司，我也不用。因为即使我相信他有正当的动机，但他却没法实现目标。

问：日本某些媒体抓住一些华侨华人的负面现象显现突出报道，给华侨华人社会造成很大损害，你认为应该用什么办法把这种负面影响降至最小？

答：我是这样想，假如日本媒体是怀有意图报道，那么我们除了抗议是没有办法阻止的。但是，从目前状况来看，日本媒体是否真的有明确恶意，我觉得很难说。是否他们有战略意图呢？我觉得也很难说。

问：你怎样认识日本媒体现状的？

答：在日本，不论是有意图的亲中派或有意图的反中派都是很少的。你说日本舆论界有几个亲中国的？我觉得没有几个。但是如果说有太多的话，这个国家反倒不正常。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啊。反过来，真的是从思想理念上反中，这样的人也很少。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随大流。

问：那么华侨华人社会应该怎样应对日本媒体对华人的负面报道？

答：我想，日本媒体并非有意丑化华侨。所以我们还是要对日本媒体充分宣传我们的主张。我们不是用对抗的手段。

我们中国也用大陆国家的标准衡量日本。同样，日本也以自己的标准来看世界。我们要知道，中日是两个不同环境下形成的国家，虽然日本文化中有很多原型属于中国的东西，但他们已经把这些文化日本化了。

我们要求日本人了解中国文化，那只能是幻想。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国家是个岛国，岛国有利有弊，既有美丽的风景，也有封闭的岛国心理。例如日本人对外国人讲外文十分在意，要求别人在他们面前讲日文。而我对日本人说，中国人从小在各种不同语言环境下生活。北方人听不懂上海人讲话，更听不懂广东人讲话。但在日本，大家都讲日语，一旦有人讲关西口音，东北口音，大家就惊奇得不得了。他们认为，凡是有日本国籍的人都会讲日语，都喝酱汤。

问：中日两国都有大量的学者在研究对方，这对彼此的了解应该有所帮助。

答：我想是这样。问题是，中日两国学者研究视野都很有问题。

比如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很多是研究古典问题。这个我能够理解，因为学者只有靠深入钻研才能显示自己的价值。但是，学者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你必须做模型，抽象化。这样就造成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他们理解的中国概念，跟现实中国有很大差距。

那么再谈中国的日本问题学者，哪个人能写本书，把日本决策过程写明白，哪个人能把课长辅佐以上的情况都研究得很透彻？中国来日本的代表团认为，跟局长谈一下就可以把日本的某件事搞明白。所以，中国研究日本的学者，不是谈宏观的国际关系，就是搞《源氏物语》，我们中国人有种幻想，认为日本除了是个岛国之外，其他都跟中国一样。

问：那我们在日中国人怎样才能处理好与日本人的关系呢？

答：一个日本人看到周围的中国人是好的，那他就对中国印象好，如果他接触到的那个中国人很差，那他就对中国印象不好。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尽量宣传中国正面的形象。当然，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出的。

所以，我们在日华侨不应光跟国内交流，作为华侨华人的社团，我们要把眼光多放在日本，多做些对日本的工作。我们讲报效祖国当然很好，但眼睛都盯住国内，那对于提高在日中国人的形象很难。

问：新侨会应该怎样处理好母国与日本社会的关系？

答：我们在日中国人，还是要为中国做贡献，但因为自己生活的据点是在日本，所以应为日本社会做贡献。这两者并不矛盾。扎根日本反倒对中国能够做贡献。

问：关于在日外国人问题，你是否对日本社会提出过什么建议。

答：日本总认为，自己吸收留学生是一种“援助”， 把留学生作为“客人”，在家里住，陪着外出玩儿，但是，这样下去一个星期过去，双方就没话可讲了，彼此都很累，吃力不讨好。

日本人持有的这种“援助”态度并没有赢得有自尊心人的好感。我读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巴扎儿上搞些旧衣服塞给留学生。我对他们说，我虽然穷，但我不穿。

相比之下，在对待留学生问题上，美国考虑的是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们看到有能力的人，就会把他们留下来，这并非什么“为中国好”。我向日本人讲，日本应该成为开放型社会，应该把世界最优秀的学者都吸引到东京来。

问：有人觉得，韩国在日社团比较团结，做事也比较齐心，而中国在日社团比较分散，也不抱团，你认为在日华侨华人社团应该怎样统合？

答：首先这要看是否有需求，即在日60万华侨华人是否有这个需求。必须找到在日华人精神的共同点。但我觉得比较难，因为中日之间交流十分方便，大家都有自己的交流渠道。过去，在日本的华侨华人经常读不到中国的书，学中文很难，所以老华侨很抱团。

过去，老侨中存在“叶落归根”这种说法，那时候他们在海外几十年不能回家，这种说法对他们来说十分有吸引人。但现在，这种说法对在日华侨华人没什么吸引力。

问：看样子找到大家的共同点很难啊。

答：因为这是一个和平时代，所以大家没有那种紧迫的共性，美国也没有大的华人社团。我觉得，与其刻意寻找社团的共性，不如加强行业交流。不光是日本华侨的行业交流，也可以跟欧洲、美国华侨交流，这样大家都可以增加机会，促进横向交流。比如你是搞法律的，你可以与美国华人中搞法律的人交流，这样你可比日本人同行更有机会获得有关信息。

问:全日本有60万华侨，新侨会还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答：为提高在日华人形象，新侨会可以做些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成为新侨会的一项主要工作。

问：怎样促进在日华侨华人之间的交流呢？

答：日本有很多大商社，他们派很多人驻在国外。日本中小公司没有办法，只有仰仗大商社的信息。此外，日本人去国外，多用英文与当地人交流。但我们华侨华人如果用中文交流，可能更方便。我去南非，见到不少当地华人。通过他们，我获得很多当地经济信息。华人的小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全世界各地华人信息网络。这是中国人的优势。

问：你对新侨会有什么期望？

答：我认为新侨会应该成为一个开放式的组织。应是协调性的而非指导性的组织，比较宽松松散。当然，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松散。

谁也不怀疑，大家都愿意为母国做些贡献。但我们的做法应与政府有明显不同。我们不能成为政府的外围组织，那样就发挥不了组织的作用。

（本文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