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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东京贫民窟 打工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背负沉重压力下的超自然的生存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在富士山上见到的那些负重爬坡的登山者。同样要承受筋骨之苦，同样是一种对精神意志的砥砺。
从打工的台湾餐馆到我住的研修中心，其间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交通工具。两处相距并不算远，步行需１５分钟，若急行加小跑１０分钟也 够了。
打工之初我每天离到点差十几分钟就要提前向上海“店长”告辞，店里每天打烊后会给每人一碗绝不变换花样的面条作为“夜宵”。由于中心２３点５０分 时关闭大门，我就是提前告辞、忍饥挨饿、一路小跑地往回奔，也常常要吃闭门羹。几天下来，便引起了中心“受付”（服务台）日本管理 员的怀疑，并且店里的同事也有微词。
后来我一想，与其这样“费力”不讨好，索性向店里“申请”，搬到店里的“员工宿舍”去住，也减少一些奔波之苦。没想到店里居然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可那是怎样的一处“员工宿舍”啊。不住不 道，还以为日本的东京都到处都是庭院和高楼大厦，这东京都分明也有“贫民窟”。这一住使我对中 打工者的生活的“水深火热”有了更为深层的了解。
那天店里打烊后，已是午夜 ２点了。上完了橱窗的窗板，拉下大门，关闭了门厅和橱窗的灯，总算可以不必赶路安心地喘口气了。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这时才觉得腰酸腿软。因为按照店里的规定，上班时间即使是店里空无一客，也只能站着恭候，一晚上要连续站立或行走６ 小时，怎能腰不酸腿不软呢？这时“夜宵”（一碗清汤面，面上浮着几片绿色的海菜）从厨房送了下来了，眼睛看着这面，肚里觉得饥饿，可是人已经困乏得丧失了食欲，胡乱地挑了两筷子 便只盼着早点将身子放平，美美地睡上一觉。
上海“店长”和上海“小 ”都在东京租有房子，吃过“宵夜”，各自回家去了。我便随沈阳厨师从店的后门出来，去“员工宿舍”休息。
穿过一条主马路，七拐八拐后，顺着一条“胡同”进了一座狭小的院落。院子里是一 十分破旧的两层小阁楼，估计是餐馆老板的遗产。院落的空间极其有限，除堆放着一些杂物外，还有一辆那日本员工购物用的破单车，剩下的空间勉强能过身。这儿整个一楼就住着那位沉默寡言的日本员工。二楼的两间房子靠里面的一间是福建厨师夫妇的卧室，靠外面的一间原本只住着沈阳厨师，我便被安排与沈阳厨师住在一个房间里。在上楼的拐角处还有一间集洗漱、淋浴、解手为一体 “公共卫生间”。
日本旧时的两层阁楼一般都是木制的，低矮潮湿。由于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总有些“叽叽喳喳”的响声。因此，上楼时要格外地轻手轻脚。据说如果动静太大，楼下少言寡语的日本老头也会骂“八嘎”（“混蛋”意思）的。
我和沈阳厨师住的那间“员工宿舍”很小，面积也不过十二三个平米。屋子里也没什么家具，除了两张破旧的竹椅子外，几乎就只有两张没腿的木床瘫在“榻榻米” 。“榻榻米”上的草席已破旧不堪，整个楼内都散发着一股腐朽的霉味……几个人轮流洗漱过后，已近半夜１点了。看着这龌龊不堪的居室和床铺，真想坐等到天亮，可一想到明天还要早起赶车，不得不万分艰难地躺倒身子。拉灭了电灯，浑身的疲惫却关不上睁着的眼睛，渐渐地倦意袭来。忽然眼前似有什么东西一闪一动，下意识地拉亮电灯瞪大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油光漆亮“硕大”的蟑螂。我顿时感到一阵 心，翻江倒海，睡意全无。如此的一夜可以想象第二天要经受怎样的“磨难”……
这不过是我在“员工宿舍”度过的第一夜。之后的第二夜、第三夜我逐渐地变得麻木、变得从容、变得自然了。
不可思议的是，人居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竟然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做到随遇而安。生存条件的变化并不能阻挡人 生存的欲望以及在这种欲望支配下所调整的生存方式。
打工是我给自己设下的一段“艰难”的体验。我甚至无法去概括这段经历都留给了我些什么。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它的确成为了我在日本生活中最为记忆深刻的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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