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指出，这次面试是在中国东北大连市近郊一栋楼房里面进行的。开始，由7名从事蔬菜和水果栽培的日本农民组成的录取小组面对着6名20岁到30岁的中国女性。日本男性农民的面前摆放着朴素的桌子，上面有女性们的履历书。

　　“我现在大连一家服饰工厂工作，月收入是1200元人民币。我的老家在四川省。”一位20多岁的中国女性非常紧张地开始了自我介绍。一个日本农民通过翻译立即说道：“你们那里发生过大地震啊！”

　　“是的，我们受了很多损失。”听到中国女性这样的回答，这个日本农民立即在女性的履历书上画了两个大圆圈。

　　事后，这个日本农民在谈到录用该中国女性的理由时表示：“她家的房屋在地震中被震坏了。所以，她一定愿意拼命地劳动挣钱。我在面试的时候，主要是想确认一下，在艰苦的劳动环境下，她能不能够坚持三年，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这些非常缺少人手的农家来说，已经离不开研修实习生了。”

　　“你到日本3年，就没有办法生孩子，这行吗？”日本农民对一个20多岁已婚但还没有孩子的应试女性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每次必有的提问是：“你知道去后的待遇吗？”一位女性回答：“我知道，基本上是每月工资6万日元，听说还有加班。”这时，一个日本农民立即插嘴说：“研修生是不能说‘加班’的，请说‘帮忙’。”

　　报道指出，这里面就出现报酬问题。“帮忙”实际上就是加班。但制度上规定，研修生在第一年是不允许加班的。不过，对于农户来说也好，对于研修生来说也好，加班是双方都了解的一种默契。大家都知道是违法的，所以在嘴上不便于公开讲出来。这次面试的农户明确表示，“帮忙”是每小时300日元，如果每月要想通过“帮忙”挣2万日元，实际上就要加班将近70个小时。

　　参加面试的是5、6个人一组，大约一组面试需要30分钟的时间。对50个人面试后，这些日本农民再把看中的一半左右的人叫进来进行“第二次面试”。这次是集体面试。

　　全体都起立站好，7个日本农民用日语相互交流着，有的说“先下手为强，我要那个看起来性格刚强的女孩子！”有的讲“剩下的是福，我也来选一选。”结果，大约40人中有17人被录取了。

　　报道还指出，负责面试准备的是一家中国民间的中介机构。他们负责募集应试者，组织面试合格者进行赴日前的研修。这家机构每年往日本输送300多名研修生。对每一位合格者，中介机构要收取手续费、保证金等5万元人民币。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要靠借债来支付这笔费用的。

　　为什么借钱也要到日本做研修实习生呢？报道指出，一位在食品工厂工作的28岁的中国女性在第二次面试时几乎要哭了。她说自己与农民丈夫之间有一个2岁的儿子，自己就是为了给孩子挣教育费才来应试的。但是，几次应试都没有被录取。这次，当她得知自己被录取后，红着眼圈说：“加班也好，什么也好，我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要干！”

　　如今在大连市近郊开着一家小小杂货店的尹长雪(30岁)告诉《朝日新闻》，从2004年开始的3年间，她作为研修实习生在日本茨城县一家农户劳动。去日本之前，她在中国一家缝制工厂工作，每月收入人民币300元。当时，她丈夫在一家玻璃厂工作，两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并不宽裕。抱着“无论如何都要改变生活”的想法，她去了日本。她忍受着艰苦的农业劳动，挣下了300万日元。然后是还债、开店，如今每年有1、2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女儿今年7岁了，我已经给她挣好学费了，可以供养她上大学了。我去这趟日本，值！”尹长雪这样说。

　　报道最后指出，当然，像尹长雪这样成功的例子并不多的。据大连中介机构介绍，研修实习生回国后生活水平比去日本之前有提高的，只占3成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