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的关系

　　凌晨5点，位于海拔1300米的川上村还被寒冷的空气包围着，29岁的中国研修生贾永锋早早地起来，用还显得生硬的日语跟大家打招呼，加入进由井哲也一家在生菜田中的收获作业。

　　由井哲也夫妇和父母以及弟弟5人负责采摘，贾永锋与由井哲也的长子负责把刚刚采摘下来水灵灵的生菜码放在垄上，然后在整齐地装入纸箱——这些，都将被运送到东京和大阪的蔬菜市场。另外，还有一部分生菜要放到塑料箱中，按照事先与麦当劳公司签订的合同，送到该公司的蔬菜加工工厂进行切碎加工。

　　记者了解到，贾永锋来自中国吉林省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乡村，家里有妻子和刚刚6岁的儿子。2008年4月，贾永锋只身一人来到川上村。刚开始的7个月里，贾永锋与其他研修生一起生活。他告诉记者，在中国，家里以种植玉米为主，自己也“非常喜欢农活”，每年可以收入大约7000元人民币(约合10万日元)。由井哲也对贾永锋的印象很不错，称赞他“也许正是为了妻子和儿子，他工作非常勤奋”。看到中国农业研修生与日本农户有这样好似一家人般的和谐的关系，记者感到欣慰，同时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劳力短缺

　　统计数字还表明，川上村就业人口大约为2950人，其中7成从事农业。在过去的30年间，这里生菜等高原蔬菜的种植方面获得显著成功，大部分农家的年收入超过两千万日元。2006年，日本开始第一次向台湾出口生菜，随后又打开了香港市场。

　　根据日本2005年的统计，在从事农业工作的人口中，26%的年龄在65岁以上。农业人口老龄化，农民后继无人，已经在日本农业中突显出来。劳动力严重缺乏成为困扰日本农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川上村的生菜的生产季节是每年6月至10月，入冬后，这里的气温会降至零下18度，无法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夏季是确保一年收入的关键季节。倒退十几年，每到农忙季节，川上村会在招人杂志上刊登招聘广告，募集城市的学生前来打工，当时常有千余人踊跃报名。但是，今非昔比，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已经嫌弃这种需要弯下腰的重体力劳动了。

　　由井哲也告诉记者，“以前，也有日本人来这里打工，但是，干了没有几天就会偷偷地溜走。今年，我们也雇了一个人，不久就借口‘想与朋友一起工作’，去了群马县的什么地方。更有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有的打工者干了不到一天，连晚饭都没有等到就离开了”。

　　突破法律瓶颈

　　记者还了解到，川上村今天如此规模地利用中国研修生，也是遭受“法律冲击”的结果。当初，他们曾经用过许多在日本的伊朗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但是，这些人当中大多是签证过期的“黑户口”。2006年，长野县警察本部和东京入国管理局曾经“奇袭”川上村，14名印度尼西亚“黑户口”被捕捉。这样，为了守法，实际上也是在突破法律的“瓶颈”，川上村从2004年开始利用日本政府的引进外国人研修制度，聘用中国研修生，而且在第一年就聘用了48人，此后每年都在陆续增加。

　　实话实说，川上村中国研修实习生的工资是每月8万5千日元，如果按小时换算的话。每小时大约是530日元，比日本国家2008年规定的最低平均工资703日元还要低不少。因此，也有人指责这些日本农家把中国研修生当作“廉价劳动力”来使用了。

　　负责招聘工作的川上村农林业振兴事业合作社专务理事鹰野宪一郎告诉记者，“这些农家除了支付研修实习生的工资以外，还要负责研修生赴日本的旅费、手续费、保险费，以及研修生到日本后的电费、燃气费和大米费，这样算下来，一个生产季也要支付100万日元。如果雇佣日本人，只要在最忙的四个月里就可以了，但中国研修实习生一般都是三年的合同，费用是要平摊的。目的就是一个，保证农业劳动的人手。”

　　今年7月，日本入国管理局开始实施新修改后的《入管法》，接收外国人研修生的制度也做了相应的改变，要求接收研修生的企业或农家与劳动人员缔结的雇佣合同必须符合国家制定的《劳动基准法》和《最低工资法》等相关法律，并将拖欠工资等劳动纠纷问题纳入受法律保护的范畴，这在保护到日本工作的外国人研修生合法权益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表示，虽然现在法律禁止研修生加班，禁止从凌晨5点开始劳作，但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经劳资双方协商同意，也可以以加班工资的形式为研修生支付劳动报酬。以往那种对外国人研修生工作强度的形式化的认定将逐渐发生改变。

　　最后川上村农林业振兴事业合作社专务理事鹰野宪一郎指着田地里中国研修生们的身影告诉记者：“这就是日本农业的未来——离不开外国人劳动者的日本农业。”(陈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