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降落到东京的成田空港，王丽和我的保人开车来机场接我们。
    第一次见到我的担保人，觉得还不错。担保人能讲一点中文；王丽告诉我，她教我的担保人学中文已有几年了，两人关系不错。她还告诉我，我的学费是我的保人代我出的。
    在机场返东京的路上，王丽给我和王兵一人一枚硬币，教我们怎样使用自动售货机——“自动贩卖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见到这种新奇的东西；不像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地，也经常能见到自动售货机了。初到东京，他们还没有为我安排住处；当天晚上，王兵和我就住在王丽妹妹的朋友家里。当时已是10月末，学校早已开学。
    第二天一早，王丽带我和王兵去上学。
    我们去的是一所台湾人办的日语学校——JET日本语学校，在东京板桥区，交通非常便利，条件还不错。我去的时候，我们班已有10来个人。本应大家一起入学开课，但由于护照签证等各种原因，学生没办法一起到。我到之后，接着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学生。这里的教师大都是家庭主妇，她们用收入补贴家里的开支。大部分学生是中国大陆来的，其余的有中国台湾、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来的，欧美人几乎没有。
    日语学校大都上半天学，我们学校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上学，下午不上学。对语言学校的学生来说，下午和晚上是打工的时间。语言学校的学生不具备日本社会认可的学生身份，所以买车票也不能买半票。对中国学生来说，学费和生活费全要靠自己打工来挣，打工的时间比在学校的时间要多得多。当然，打工也是学语言的机会，是与人交流、了解当地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异国他乡，已经无人可靠。每个人都要自食其力，大家都平等，如果有亲戚或朋友能够帮助找个工作，到了日本的第二天就能开始打工，那就很让人羡慕了。
    想起来，虽然当时都是年轻人，但大家好像都没有时间和心情到东京转转玩玩。刚到日本，也没有那个经济能力。对每个中国人来说，可以依靠的人并不多，即使先去的兄弟姐妹，他们自己生活已很紧张了，根本无法顾及别人。
    放学后，由于还没有住的地方，王丽下班后就陪我去找房子。当时的日本正是泡沫经济后期，房租很贵。我刚到日本不会日语，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问了几间中介公司，他们都说不将房子租给像我这样的外国人。
    王丽也托人替我找，但合适的很难找到。这样过了一两天，王丽告诉我，我的担保人公司的职工宿舍里有一间房子空着，只要愿意，我可以去住。当时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有住的地方就不错了，所以我就搬过去了。王兵和他姐姐一起住。临走时，王丽让我给她妹妹一星期的房租和伙食费；这样在日本我也算有了个家，开始了独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