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考试时间见了考卷,我马上明白,考和不考结果都是一样。试题中有道题问我毕业论文写什么、什么时候完成。我们都很明白,这件事本身就是因为我没办法找一个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题目;和别人一样普普通通的论文,广田根本是不会让我做的。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论文课题的话,也不会有这些事。 答完后,广田教授开会去了,我没心情等他,就先走了。过了几天,我去原教授那里问结果。原教授见到我,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我说:“你和广田教授说的不一样。”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说的不一样,大家可以面对面辩论,找出最终事实的真相。但日本都是背后处理问题,大家不会面对面地辩论任何事。但我感觉到,原教授和广田在我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好像问题很复杂。最后,原教授让我去见广田,说他有话要对我说。 我去了广田研究室,他在等着我。他脸气得通红,当他告诉我不让我毕业时,他没有想到我会不服从他的决定,更没有想到我会去找咨询老师。现在问题到了系里,系里不会不管,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丢了面子,也是我最不可饶恕的罪状。 广田告诉我,考试我还是没能通过。 广田知道我没有计算机硬件知识,我的专业和硬件知识无关,却出了一道硬件的题目,但我竟答出来了。过后,问过几个有硬件知识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告诉我那样答没问题,应该拿满分。 但那题只得了5分,我问广田:“这道题全对了,可……”广田说:“你是全对了。实际上,你的那种作法不好,所以我给你5分,没全扣就已是照顾你了……”25分的题做对了只给5分,还算照顾我…… 另外,到了那道论文题。广田说:“你的研究计划中日语有错,至少要扣一半分,再加上研究内容不新颖,最多也是5分……”同一研究室的其他留学生的日语更不好,可就没问题。 这样七扣八扣,还是没过。 最后,广田恶狠狠地对我说,“只要你能和其他同级生一齐交一份报告,我肯定会给你那个学分。但你失去了那次机会,我现在不会给你那个学分。只要你选修我的课,你是怎么都过不去的……”日本人的标准很难掌握,特别是日本的考试,很灵活。教师对你的印象和成绩相关,真的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我知道他已气极了,自己的学生到处去告自己,对一个工作从不出错、自尊高傲的日本人来说真是无地自容,等于是不给他面子。但这又能怪谁呢? 只在系里协调解决矛盾好像不解决问题,系里的出面已使广田很狼狈,他一定要将我赶尽杀绝。我给学校的校长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同时到学校的留学生处等地反映情况。我也找律师咨询,准备和他们打官司。 我去了校外一家留学生生活咨询的地方,请求他们帮我介绍一位律师。他们介绍了东京律师协会办的一家人权咨询机构,让我到那里看看,这个机构帮助低收入者打官司。那一天正好是免费。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见到律师后,律师边看手表边跟我说,我的情况还未说完,他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干涉学校的事。对我的情况,爱莫能助。听完那话,我绝望透顶,一个人在大街上走了很长很长时间——在日本真是有冤无处伸,这是一个什么国家?! 那天回到家后,看见信箱里旧系的系主任中野教授给我写了封信,让我找时间去学校和他谈谈。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大家都被扯进去了。 第二天,我去了学校。 首先,中野教授告诉我,广田和他谈过了,说了我一大堆坏话。中野教授好像现在负责调查这件事。中野教授问了我一些问题。 估计中野教授询问广田时,广田找不出来我有大错,定不了我不能毕业的罪。因为他不可能给中野教授说10个月内没论文就是没能力。但广田告我的一条罪状,是说研究室有一台仪器和我的研究有关,但我不去用。 我马上告诉中野教授,我问过研究室的助手,她说那台仪器坏了,不能用。中野教授很吃惊,问我:“是不能用还是你不用它搞研究?”我明确告诉他:“不能用。” 另外可能中野教授问广田如何指导我作研究,广田告诉中野教授,我刚到研究室时,他借给我一本书——这就是我在广田研究室10个月时间里广田教授对我的“精心指导”。 最后,中野教授告诉我解决方案,即召集全系教授,让我去发表我想做的硕士论文计划,如若有哪位老师愿意收我,我就去那个研究室。必修课没学分的事只字未提,好像没这回事一样。 我回来后认真准备,到论文发表那一天,全系的教授除了广田都到了,我发现我又无路可走。全系的教授除广田之外仅有4位:中野教授、原教授、管野教授和另外一位副教授。 管野教授和广田是同一个研究方向的,即同一派的,所以去他那里不可能;当然去他的学生那位副教授那里也就更不可能。而中野教授和原教授的专业和我差很远,再加上他们俩人不会也不敢去得罪管野和广田这一派。日本人的处事原则是明哲保身,没有绝对必要怎会引火烧身? 发表也是形同虚设,教授们装着问你几个问题,什么你搞的研究现在别人已搞过了,搞的东西不新等等。我当时很想问他们,你们指望一个只来了10个月的学生能干什么?那个专业又有多少新东西可搞?就是这些学者教授又有多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次当然又不行。 已是新学期入学的时侯,需要办理入学的各种手续,很多入学材料需要指导老师签名。我无处可去,入学手续都办不成。没办法,中野教授让我先申请休学。申请休学需要指导教授签字,保人盖章。 作为广田研究室的学生,在校内乱跑告他,已使他狼狈不堪丢尽面子了。这可以说是罪不可赦,所以他不会给我签字,中野教授告诉我他帮我办。 担保人是当时在冰淇淋店里一块儿干活的川上太太。 我打电话给川上太太,告诉她学校材料要保人签字。电话接通后,我刚说出学校新学期开学需要例行办理有关手续,需要保人签字盖章。川上太太告诉我她不愿意再替我担保。这实在是太突然了,搞得我措手不及。但我马上明白,这又是广田打电话给她,说了一大堆我的坏话。日本人不相信外国人,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川上太太会牺牲我保全她自己。 大和民族以和为贵,他们不会和别人面对面探讨不同观点,更不会和别人争论,全是用这种背后害人的伎俩。这是我在日本待过几年中最深的体会。 好在正好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同学已工作,他愿意作我的担保人。川上太太不愿意作我的保人,但需要在换保证人的申请上签字,为了这事,我又不得不去找川上太太。 在约定的时间见到川上太太,她很亲热地问我:“李先生,最近好吗?我现在情况不好,没有信用,不适合作别人的担保人……”这就是日本人,他们无论干什么都是彬彬有礼。日本人即使见到天大的仇人也是彬彬有礼,好像是亲密的朋友;甚至在工作中也能合作得天衣无缝,这就是日本人。 她告诉我,学校其他人给她打电话请她作我的保人。我想可能是教务处的哪位好心人。我根本不想和她多说,刚来日本时替她背了一次黑锅,挨了一次骂。我原想人都有正义感,但在日本我改变了这种想法。 盖完章,川上太太邀请我去喝点东西。我不想向她解释任何事,即使她知道事情真相,也只会口头上表示同情,但她内心不会相信你。大部分日本人认为日本的坏事都是在日的外国人干的,遇事见风使舵明哲保身,丝毫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帮助你。我告诉她我有事要先走,就自己走了。这件事后,我再也没和这个老太太来往过。 拿到了更换担保人的材料后,将休学材料交给教务处,这样我就算休学了。 这件事后,我已根本没办法再相信日本人。以后的日子里,接触了很多人,由于工作关系和很多日本人有来往,很多日本人也愿意和我交往,让我和他们保持联系。但是,我心里总也忘不了他们是日本人,是和曾经多次欺骗和出卖我的人一样,都是日本人。 日本的大学里,教授们为了个人和派系的利益,不分黑白曲直,牺牲别人。这些做法很黑暗,也是不择手段。我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在中国留学生之间有一件非常有影响的事。一位中国留学生,毕业于国内著名的一所大学,在东京工业大学作了大约1年研修生后,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 笔试通过了。事实上,我想对他那种水平的中国学生来说,笔试没有不过的理由。笔试合格,又在指导老师的研究室待了很长时间,对他来说,面试实际上只是一个过场。 面试时,系里的另外一位教授,比那位学生的指导教授有势力,两位教授是死对头。所以面试时,这位教授故意发问,找那位留学生的毛病。教授找学生的毛病,况且学生是留学生,实在是易如反掌,光是语言上就有很多问题,所以找出点毛病真是轻松。 问了几句后,那位教授不问了。那位教授问学生本身就是故意找麻烦,打击学生的指导老师。最后那位学生没有考上,大家猜测是日语不好的缘故,但其他研究室比他日语更差的人多的是,日本社会的标准很难掌握,更多的要加上有权者的个人恩怨。 那位留学生第二年才考上。大部分中国留学生都认为是那位教授故意从中作难,他说一句话在系里没人能反对,所以整整让别人多等了一年。 管野教授的研究生中,有的学生入学考试英语才二三十分,照招不误,指导教授可以认为他能干,只是考试失误罢了。我离开学校的前一学期,3月份硕士毕业前二三个月,管野教授的一位学生发现他少一个学分,学分不够,是无论如何也毕业不了的。管野教授知道后,让那位学生写一份报告,弄个学分,就那样毕业了。 在我的问题上,真正的原因是由教授之间的斗争而引起,最后广田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掩饰自己的无能和不负责任,保全自己而牺牲我。但他绝对没想到,最后的结果,他是最大的失败者。 广田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工作中不会有半点错,但这种人胆小怕事,缺少责任感。日本人心胸狭窄,广田也不例外。对日本私立大学的很多教授来说,能调到东京工业大学,降一级他们也会来。 广田的经历很简单,大学、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在东京工业大学上的,毕业后就去其他学校教书,最后又回到东京工业大学当教授,得到了大部分日本教师做梦都想得到的荣誉和地位。这种人算得上是日本社会的精英。但他一直在学校里,和外界的接触有限,对日本社会的其他方面了解很少,对留学生的了解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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