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休学了，我正式步入了日本社会。
    搬家公司的工不能一直打下去，其一、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找到更好的工作；其二、搬家公司的工作是绝对拿不到继续留在日本的签证的。
   
    当时日本计算机软件行业的工作很多，很容易找着工作。我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软件公司。那家公司刚成立不久，急需用人。我将情况告诉老板，没费多大事就谈妥了。
    公司是一家派遣公司，即从别的大公司找项目，然后派自己的员工去干。拿到劳务费后，一部分作为我们的工资，其余的作为营业开支和利润。这种公司不需要什么投资，公司地址就是老板的家。老板也把自己派到别的公司去打工。
    当时这家公司只有四五个人，全是中国人。这种小公司为外籍员工申请签证很麻烦。因为是外国人开的公司，又是新开张的，还没向日本政府纳过税，公司没有纳税证明。入管局在处理外籍员工的签证申请时，审查得较严，有时故意找麻烦。但这时的我也顾不了那些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和老板谈好后，过了没多久我就被安排到一家用人单位去面试。
    用人单位是由利公司。由利公司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IT公司，总部设在美国，日本有一间很大的分公司。我是通过另外一间中介公司的介绍去由利公司工作的，那间中介公司的总经理以前是由利公司的某个部的部长，辞职后，自己开了这间公司。由于有这层关系，所以才能从由利公司搞来活。
    那间中介公司给我们公司介绍工作时，要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我们公司从由利公司直接接不到活，必须通过这种中介公司。我们公司的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那家中介公司介绍来的。这是日本公司运营的一个大特点，大公司承包大项目，然后再承包给中等的公司，最后中等公司又承包给小公司。
   
    我要参加的项目是一个飞机维修保养的系统开发项目，老板告诉我参与那个项目开发的有很多欧洲人，所以英语要求较高，正好我的英语较好，所以推荐我去面试。日本人面试除了了解你相关的技术水平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看你是否能和其他人一起合作。
    面试时，中介公司的业务主管小山先生带我去了羽田机场——飞机公司维修部门的所在地。由利公司来了两位科长和一位项目主管。资格老一点的科长叫高原，另一位科长叫野川，项目主管叫付原。
    我作了自我介绍后，付原先生告诉我，他也是从东京工业大学毕业的，和我是校友。在日本社会里，校友之间互相帮助的意识很强；另外，东京工业大学在日本社会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毕业生很受别人器重，所以对我的背景没什么可挑剔的，唯一不足的是我在日本公司没工作过。但我的日语没问题，再加上我给人的印象是较容易和别人相处，两位科长对我的情况也基本满意，当场就决定让我第二天上班，属于野川科长那个科。
    决定聘用后，小山先生和由利公司的两位科长还有些业务问题，主要是我的劳务合同的具体细节，诸如每个月的劳务费和加班时间的算法等要避开我来谈，所以付原先生带我去办公室看看，小山先生和两位科长留下来谈合同的具体细节。
    到了办公室，付原先生为我介绍了在场的两位印度人。
    等我们再回到面试的地方时，劳务合同的具体细节已谈好，小山先生和我与由利公司的人告别，离开了航空公司。面试就这么顺利地算完了。
    回家后，心里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轻松地找着了工作，能够在像由利这样的公司工作；担心的是自己能否胜任，在日语学校期间从未从事过计算机行业的工作，研究生学习期间关于计算机的知识学得不够，这个行业在这几年里有了飞速的发展，我连最基本的视窗95等东西也不会，况且我们公司在那个项目工作的只有我一人，无人可依靠，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第二天早早去上班。到了公司后，在约定的时间野川科长还未到，只好自己进了办公室。
    那个项目实行弹性工作时间，上下班时间不固定。我那天去得较早，办公室里没几个人。那是一个很大的通间，彼此干什么清清楚楚。在办公室门口，正好碰见一个人出来。我马上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
    那位先生很客气，告诉我他是航空公司的员工，不知道由利公司的事情。但他马上叫了一位日本人，告诉我那位先生是由利公司的员工，让我有什么事问他。
    那位由利公司的日本人告诉我，他叫田中。田中先生了解我的来意后，告诉我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和安排他并不知道，让我在办公室里坐着等。
    刚坐下，前一天碰见的一位印度人来了。那位印度人很热情，主动给我介绍项目的有关情况。第一次和印度人谈话，他的英语根本听不懂。但第一天上班的恐惧心理也已消失了不少。
    野川科长到后，我赶快和他打招呼，并请示他我的具体工作。野川科长说：“你干什么，我也不知道。等一会，付原先生来了，你问他。你的座位在这里……”他领我到我的座位，让我再等。
   
    我坐在那张桌子前看印度人给我的资料，等待具体的指示。过了一会，我旁边桌子的主人来了。我看他像个中国人，但刚去的缘故，不敢和他说话。这样，很快就到了中午，大家都去吃饭了。吃饭时没有人叫我，也没人告诉我食堂在哪里。
    我旁边的那位先生还没去吃饭，附近已没人了，我就问他去哪吃饭。他一说话，我知道他是中国人，他也知道我是中国人了。正好他也要去吃饭，所以我们俩一起去吃饭。
    吃饭时，他告诉我他姓徐。因为他年龄大，所以我就叫他老徐。老徐告诉我他是国内某大学的老师，现在是另外一家派遣公司的员工，半年前被派到这个项目，今天是他最后一天到这儿上班，明天他就要离开这个项目，去其他公司。吃完饭，我们在楼底下散了散步，到上班时间时，一起回到办公室。
    回来后，老徐先给我介绍了一起工作的同事，其中包括早晨我最先碰到的田中先生。当介绍到田中先生时，田中先生说：“我们已经认识了。”下午付原先生还没来，没什么具体的事，就问老徐项目的有关情况。
    老徐告诉我，这个项目可算得上是一个国际项目。项目由欧亚8个国家的人员组成。在日本的人，除了办公室里的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外，还有丹麦人、西班牙人，法国、英国及挪威等国家的开发人员也在各自的国家分担不同的工作，那些欧洲国家的员工也经常到日本出差，讨论项目的有关问题。老徐离开后，他的工作很可能是由我来接替，所以他把资料全部留给了我。
   
    快下班时，一个老外和印度人谈论工作，坐在我们的对面。我和老徐用中文谈话。那个老外和印度人谈完后，突然用很标准的中文问我：“你是那里人？”在东京还有黄头发的老外会讲中文，我感到很意外，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告诉了他：“我是西安人。”
    更惊奇的是那个老外听了我的回答后，说：“我的女朋友也是西安人，你有没有那里的户口？”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什么都知道？我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他看起来很忙，急着要走。临走前，他告诉我：“以后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可以来找我。”
    他走后，老徐告诉我那位先生是丹麦人，我们项目使用的核心软件是他们公司开发的，所以他常驻日本，负责丹麦方面和日本公司的联系协调工作。老徐说那位丹麦人叫威廉，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
    下午6点钟左右，老徐和大家告别后就离开了。但日本员工都在工作，我也不能回家。日本人非常注意整体一致，所以别人不走我也不能走，来上班前老板特别叮嘱我注意这些小事。即使我无事可干，也得装模作样干点什么陪着他们。付原先生晚上回到公司已经很晚，他见我还在那里，就让我回去，在日本我体会到了校友之间的情谊。第一天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
   
    接下来的一两天里，没见到威廉先生。
    这一两天中，田中先生给我介绍了一下这个项目的情况。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设计开发出适合那家航空公司关于飞机的保养维修及零部件在库管理等综合业务功能的一套系统。在日本类似功能的系统还没有，但在欧洲和亚洲有几家航空公司使用了类似的系统。
    这个项目大约需要两三年时间，当时已干了半年左右。由利公司是这个项目的总承包公司。使用的软件有丹麦、法国、挪威等国家的，所以这些国家的开发人员经常来日本出差。系统的设计调试等工作主要是在日本，由日本人、印度人和我来做；在日本的系统管理员是西班牙人。
    其他部分的工作则由各自公司来做，核心软件是丹麦公司的，所以要负责和其他各个公司的协调工作。威廉先生作为公司的唯一业务代表，主要工作就是协调各方面。当时正在从事0阶段的设计开发工作，这一阶段主要是为波音777飞机设计出维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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