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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东京八年记事》-第十章 八国项目
晚上，我写会议纪录时，本田找我。本田看见我在写会议记录，对我说：“李，会议纪录等会再写，你先做我让你做的工作。” 我说：“我说过尽快交给野川科长，那你给野川科长说一说好不好？”他不吭声了，我知道他不想跟野川科长打交道，他只想让我赶快做他让我做的工作，而不管其他事。
他看我还在写会议纪录，很生气地对我说：“你应该先做我让你做的工作。”我告诉他：“对不起，我只能写完会议纪录后再做你让我做的工作，你要想改变这个顺序，你去找野川科长说。”
本田害怕野川，不想去。他马上告诉田中先生，希望田中能说服我或者去告诉野川科长。田中了解事情后，大骂：“野川这个混蛋，该他自己干的工作他不干，让别人干。”接着，他对我说：“李，下次他要让你再写会议纪录的话，你用英文写，让他看不懂。”但他只是大骂野川科长，没提本田的要求。日本人就是这样，自己管自己的事，对别人只表示同情罢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本田气得没办法，回到自己的座位旁。本田的座位隔着一张桌子就是野川的座位，野川正坐在自己的桌子旁。到了自己的座位旁，本田将抱着的一大堆资料使劲摔在自己的桌子上，责问野川，告诉他尽量少占用我的时间。野川听完本田的话后，马上来找我，笑着对我说：“李，你先做本田让你做的工作，做完后再写那个会议记录。”野川怕追究责任，自己的工作让别人做，影响了别人的工作。日本社会非常忌讳自己的工作让别人做，所以这种事他会让着本田。本田早这样做事情早解决了。
在这个多国人员参与的项目中，还有很多事想都想不到。
一位英国的工程师，在和日本人、印度人和西班牙人一起工作几天后，大家都反映他的英语最难听懂。我听后觉得不可思议，我们都是学英语的，是英国人讲的语言，但真正那个国家的人讲的语言我们却听不懂，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
项目进展情况比计划晚了很多。关于项目的很多小道消息在大家中间流传着，日本由利公司亏损了很多，航空公司也没钱可追加投资。更可悲的是在第一阶段中，航空公司的要求经常变动，各个公司互相扯皮，互相指责，工作怎么干都好像是原地踏步走。3月份要完成第一阶段已是不可能的了，第一阶段的验收日期初步定在5月左右。
王发哥的情况也非常不好，项目进展很慢，公司经常责怪他。欧洲人的想法作法和日本人不一样，从他的角度很难给公司上司解释清楚日本人的作事方法而取得谅解。他告诉我，他的同事从丹麦来日本出差前很尊敬日本人，觉得日本在二战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实在不可思议，日本人很了不起。但和日本人一起工作后，现实的日本人和他们想像的日本人相差很远。他们对日本取得的成就很惊奇，觉得不可思议。
大约在2月末，由于工作的关系，王发哥又和高原科长大吵了一次。
我们小组的工作实在晚得太多，主管的野川科长是无能为力了，很多人谣传他要被调离这个项目。高原科长认为自己能力很高，资历也较高，日本人很少过问不属于自己的工作，但高原科长实在无法忍受，他来过问我们的工作。有时他直接找我或本田，询问工作的进展。高原科长脾气非常不好，得罪了很多人，但他对我还可以。
有一次，王发哥、本田、我和另外几位同事在开会研究技术问题，高原科长拿着笔记本要参加我们的会。他刚坐下，王发哥就用英语对他说：“你什么都干不了，到这里干什么来了？你来只会添麻烦，你走吧。”
我知道王发哥不喜欢高原，他们在工作中经常意见不合，经常争论，但我还是想不到王发哥在这种场合赶高原走，话说得这么直率，不留一点面子。由利公司花钱买了丹麦的产品，高原是由利公司在这个项目中数一数二的领导，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在旁边，这样做高原实在下不了台——自己被当作没用的人……
高原气得脸发白，日本人本身就不会面对面吵架，再加上高原不会说英语，只是用日语说：“这家伙……”他让我做翻译，但他讲了很多日常中不用的骂人话，我也听不懂，感觉到他非常气。
我站在那儿有点犹豫，不知道怎么翻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更气了，马上大喊他们科一位英语较好的人。那位先生看见我，说：“李先生在这里，让他翻译就行了……”话还未说完，高原就喊道：“他不行，你来。”
王发哥已回自己的房间了，高原说：“我们公司这部分工作不干了，让他们干，让这家伙给我写一份保证书。纸，纸，哪有纸……”计算机房到处都是纸，可当时他就找不到纸。最后，找到了一张用过的纸，准备用背面，带着那位部属去找王发哥。会开了一半，当头的吵起来了，人也走了，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替王发哥担心，吃完午饭，就去他的房间看他。
到了他的房间，我看他很高兴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就问他：“高原科长来找过你吧？”他说：“来过了，吵了半天，我赢了。是我有理，他没理，所以我赢了。”我听后放心了。实际上日本人不会吵架，何况又是用英语。王发哥的嘴非常能说，高原和他的部属不可能说过王发哥。
这里若有一方要是中国人的话，我想他们早都应该打起来。欧洲人的直率、日本人的忍耐同时在这里发生了。这事算是和平过去了，但工作还是没有丝毫进展。
下午刚上班，高原科长找我。见了我后，高原说：“李，我现在写一份工作分担的协议书，我写完后，你给我翻译一下，我去给那个家伙。”我说：“没问题。”下午快下班时，我有事去找王发哥。临走，我告诉他：“高原科长正在写一份分工协议书。写完后，他会让我翻译，然后就给你。”王发哥正好要将一张废纸扔进垃圾桶里，笑着对我说：“你送来了，我就这样做。”说着他将那张废纸扔进了垃圾桶。我笑着说：“那是你的事，我只管给你就行了。”当天晚上，我等了很久，高原没给我那份材料。
第二天，直到下午，我还没拿到那份材料。我以为高原不需要翻译那份材料了，这样的话，我也不用费神翻译，大家皆大欢喜。正在我庆幸时，高原将材料给我。
看了材料后，我当时就傻了，我也领教了高原科长的文采。那份材料就像我们的古文，我连续看了3遍，明白了不到一半的意思，很多字不但不明白意思，连读法都不知道，查字典都不知道怎么查。但接了这项工作，只有硬着头皮干。可用的工具全用上了，字典、翻译软件，查了半天，最后还剩好几个字不认识。实在没办法，问了其他人，最终是把意思搞明白了。
很多专业用语我不会翻，日语的习惯用法很难翻成英语，翻译就像嚼蜡，但最终是干完了。干完后，我交给了高原科长，他看后又告诉我几处修改的地方，就算我交差了。这份材料的结果最终怎样，我不知道；可能高原科长根本就没给王发哥，把它当废纸扔了，日本人的想法老变，有这种结果也不奇怪；也可能是王发哥看都没看就扔了，反正这事是没下文了。
3月末，人员要大调整，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王发哥经常告诫我：“你的处境很不好，你一个人在这里，本田是日本人，他们会相信他，而不是你，你要小心点。”
一件工作落到我的头上，我又替别人背了黑锅。3月中旬，田中找我，对我说：“李，现在你把手头的工作全交给本田先生，另有一件工作需要你来做。任务很紧，只有两个星期。”
第二天，田中告诉了我工作内容。那家航空公司在日本不同的地方有维修中心，所以需要将有关维修的最新手册等技术资料每天传输给那些维修中心，由利公司安排我做这项工作。搞这项任务要了解整个系统的情况，但我不熟悉。对丹麦的厂家来说，类似的要求除了日本以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所以没办法靠丹麦公司，只能自己开发。
这个工作据说是数月前由利公司的一位高级部长向航空公司的一位部长保证过，一定会在3月底拿出来。当时已比计划晚了很多，但设计书、具体要求等全没有。工作本来是两三个月前安排给印度人的，但不知什么原因没完成。之后，又从由利总公司请了一位技术人员，但那个人也忙着其他项目，没时间干，白等了数星期，3月中旬才找到我。3月底必须见东西，该项工作主要由我干，田中支持和指导我的工作。我做那项工作期间，正好一位英国人在培训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计算机很紧张。但为了保证我的工作，由利公司专门为我配了一台计算机。
在那个项目的所有人员中，我的资历最浅，也是最后一个进入那个项目的，很多系统的设计思路设计方法等均不知道，所从事的工作需要达到什么要求、怎么搞谁也不知道。但为什么会找我，我不明白。为了让我了解系统的设计原理和设计思路，田中先生用了3天时间，每天七八个小时给我讲解那个系统的原理。
原理讲完后，我又用几天设计方案。看了方案，田中先生很高兴，说我的方案好。接下来就剩下编程序了。编程序阶段，有好几天，我不能回家。每次田中先生都陪着我干。
那阶段，我也很少见王发哥。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时遇到王发哥，他问我：“李，4月份你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个项目4月以后会怎么样？”
王发哥又说：“现在情况很复杂，这个项目4月份后干不干我都不知道。干的话，下一步怎么干，有多大规模，要用多少人，我也不知道。由利公司和丹麦公司矛盾很大，什么结果都会有的。如果可能的话，你应该离开这个项目，在这里你只是浪费时间。但你走后，我想我们会有很多麻烦，高原脾气非常差，跟他没办法一起工作。野川什么都不知道，本田在这干什么我也不明白。你一走少了一个翻译，我们也有很大困难。”我知道他的处境比我好不了多少，也不便多问他，双方无言。
我每天都需要加班，有时晚上还回不了家，住在公司里。
一天晚上，我和田中先生一起吃饭时，田中告诉我一些项目的情况：“李，你是一个外国人，很多事你不知道。现在，由利公司在这个项目上已经亏损了6亿日币，这个项目4月份后怎样很难说。”我问：“4月份后这个项目还干吗？”田中：“应该干，只是什么规模的问题。由利公司在这个项目上已赔不起了，航空公司也没有钱追加投资。由利公司还承担着这家公司的其他好几个大项目，这个项目不干的话，其他几个项目也不好干。”大家心里都很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平时由利公司的员工吃饭时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一些工作中的事。但最近，经常去食堂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少，野川科长经常一个人离大家远远地吃饭。
编程序的最后几天，一天晚上没回家，凌晨3点干完活后，睡在航空公司的值班室。早上6点起来又接着干，说句良心话，实在干不动了。干到下午时，在场的一位日本人和我讲话，就是一根烟的功夫，田中先生就跑来，对我说：“李，快干活，时间来不及了。”
那两星期，几乎天天野川科长上班后就问田中先生工作的进展。到了验收的最后一两天，高原科长、野川科长和付原先生时不时地跑到我身后转转，问问田中先生进展情况。最后，总算是在验收前干出来了。
但实际实验时出了问题。由于硬件的原因和模拟传输数据的数据量过大，有时传输效果不稳定。
野川科长经常每天数个电话，打给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小山先生，说我进展慢，小小的工作都干不成，要求公司再派其他人员来帮忙。当然，这些话反映到我们公司后，最后公司的老板又告诉了我。日本人办事都是这样，背后处理，从没有面对面讨论解决问题。野川什么也不懂，你给他解释不清，气得我实在没办法，向我们公司提出不在这里干了。
野川这样做，田中也看不过去，时常过来安慰我，但他也没办法，他是野川的下属。最后，小山先生来到我工作的现场了解情况。正好有一位同事是小山先生的朋友，那位同事将实际情况告诉了小山先生，对我的评价很好，将野川大骂一顿，说野川什么都不知道。再加上以前由利公司对我的评价也一直很高，这样，小山先生和我们公司不但没有指责我的意思，更加肯定了我的能力。但那件事后，我也干不下去了，所以3月底那项工作结束后，4月初我已决定去其他项目。
我离开那个项目后，去了由利公司总部工作，但我经常和王发哥联系，了解那个项目的最后情况。
王发哥的女朋友到了日本后，周末他很忙，很少再来找我。大约4月底，我打电话给王发哥，他告诉我第一阶段的验收日期又延长到了8月，他和高原科长又吵架了。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从挪威来的一位技术人员到日本由利公司出差，调试他们的软件，到了回国期限时，调试结果不好。但即使留他在日本，也是毫无作用，因为那套软件是在挪威由很多人开发的。调试中，由利公司的技术人员的协调工作也做得不好，双方互相指责，互相推卸责任。那位挪威人要回国，接下来的工作准备通过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联系。但高原科长不同意这个方案，不让他回国，让他留在日本继续干。为此，王发哥和高原科长又大吵了一次。最终，那位挪威人按期回国，但这样做使工作陷入更大的僵局。
五六月份时，我又给王发哥打了个电话。他告诉我，这个项目可能要失败了，但怎么收场还不知道。没多久，再给王发哥打电话，曾经是他的电话号码已不复存在了，我想他是回国了。参与这个项目的每家公司、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多，但最终大家都是失败者。可怜的王发哥，“老婆”刚到日本，他却要回去了。
这是我初次和日本人一起干项目。没和日本人工作前，觉得日本人工作认真、严谨、高效率，但和他们一起工作后，感觉到实在不是这样，这种体会很难用语言来说清楚。愿这些经历能给读者一些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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