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一定去过中国，就问他：“你去过中国吗？”大川说：“没有，我不喜欢出国，我连护照都没有办。但我的相好让我去中国玩，有机会的话，我会去看她们的。”我又问：“你把钱交给别人做生意，不闻不问怎么干，你放心吗？”他说：“她是我以前的相好，所以我以公司的名义投资。”我想像他这样吃喝玩乐，送钱给自己的相好，公司迟早要破产，就对他说：“天天那样花钱，不怕公司破产？”大川听了这话，以教训的口气对我说：“日本公司就是这样，大家都在那种地方谈生意，我经常和客人在那种小酒馆谈生意，别的人也经常带我去他们相好的小酒店谈生意，那些三陪小姐要是没有相好捧场的话，就赚不到钱。所以我经常带我的公司员工、朋友和客户去我的相好的小店里。”
    我知道，大川除了对他的那些相好很大方外，对其他人都很吝啬，他带去的有三陪小姐的地方花销全是大家平分，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很多人都被他带到那个小酒店。这时我觉得他是在利用大家讨好自己的相好。
    跟着领导和客户喝酒，这也是日本工薪阶层工作的一个部分。公司经理们也是在这种地方谈生意；谈成一笔生意的话，宾主也会去这种地方喝酒庆祝，交流感情。
    很快，我又体会了一次日本经理们的工作方式。
    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还有一位小公司的社长，叫星野。星野社长已经40多岁了，还未结婚。星野社长和我一起进入这个项目，和我关系不错。但他的工作属于另外一个小组，和大川社长没有交流的机会，所以不熟。他们各自通过和我的交往，再加上从其他人的了解，想搞合作，所以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传话人。
    我介绍他们认识后，他们两人商定要去酒馆喝酒，当然大川又要带星野去上次我去过的那家。我觉得花费太大，又没有什么吃的，划不来，也没意思，不想去。但大川劝我去，星野也让我陪他去，平时他对我很好，他几次去旅游都给我带了礼物回来，所以最后我也不得不去。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一家小酒馆。
    我是第二次去，所以草莓妈妈和苹果大嫂都认识我了，也没什么别的客人，她们都来陪我们。大家坐定后，苹果大嫂给大家倒酒，这一天苹果大嫂的妹妹没来，所以一位菲律宾的小姐——芝麻小姐来陪我们。
    星野是日本社长，他对这些东西很熟，我没想到他很能喝酒。前一次大川剩的大半瓶威士忌，不到半小时就喝光了，又去买了瓶酒。星野喝得高兴，又开始唱卡拉OK，这哪是在谈生意？
    星野唱歌时，我问草莓妈妈：“你怎么来日本的？”草莓妈妈：“我和日本人结婚，所以来了日本。”我接着问：“那你老公同意你开这个店吗？”草莓妈妈说：“我们已经离婚了。”听了这句话，我赶紧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样，我也不好再和草莓妈妈聊天了。
    这时，星野唱完了，正和芝麻小姐聊天，我也加了进去。就听芝麻小姐说：“我现在和日本人结婚了。”星野先生问：“你丈夫知道你在这里工作吗？”芝麻小姐：“他知道。”我马上问：“那他同意你在这里工作吗？”芝麻小姐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在这里工作是为了生活，我很爱他，他也爱我，所以他不计较我在这里工作。”
    我知道很多三陪小姐为了签证、为了钱等，最后离开自己的丈夫和客人跑了。人都想过得舒服一点，在日本，对外国人来说，更是艰辛，何况又是要独立养活自己的女人，没钱就根本活不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大川和星野什么生意都没谈，我们也要回去了，大川社长就去结帐。日本人去玩全是自己付帐。等大川结完帐后，我和星野问大川，每人要付多少钱。大川伸出两个手指头，说：“零头我付了，另外每人两万。”
    两万日币，要我的命！酒我没喝一口，只是吃了点花生等。这就要两万，实在划不来。这时我才明白，我第一次来时花的远不止4000，大川只问我要了4000。早知这样，第一次就问我要够钱，这次我也不会来了。后悔也没有用，我的钱不够，答应他第二天再给他，星野带的钱也只剩下硬币了。
    三人出来后，回家的路上，大川告诉我，他要和星野再去另外一家酒馆，我说我不去了，就自己回家了。
    第二天，还给大川钱时，很心疼，下决心从此以后再不和大川去这种地方了。大川告诉我，前一天晚上他和星野又去了一家酒馆，花了6万多日币。这一次，星野也没钱了，全是他付的帐。
    大川公司是个派遣公司，他拿到每个人的劳务费后，只留下五六万作为营业开支和利润，其余的发给员工，除去房租水电，还有一点利润。
    大川公司有一位员工叫大泽，大泽先生以前留美，毕业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了很长时间，最后在一家欧洲驻日本的公司工作。由于亚洲经济危机，那家公司将业务集中，撤掉了日本公司，所以大泽先生到了大川公司。当时大泽先生也在我们一栋楼里办公，吃饭时经常见面。
    大泽不满意日本的经营方式，主张全盘西化，日本人做什么，他骂什么。大泽碰见大卫就发牢骚，发来发去就是那些内容，大卫很不喜欢他，故意不理他。但大泽好像不计较这些，每此见到大卫都发牢骚。
    由于大泽自认为有先见，所以一直鼓动大川先生独立开发新的项目。大川也觉得只搞人才派遣利润不大，所以也想搞些别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干什么。我提议他们搞网上服务，他们要拉我去搞。我和日本人交往很长时间，知道和他们干不成事，他们谁都不想出钱，但他们天天找我，我也只能应付。
    日本人干事认真，每个周末必定有一天，大川会把他的公司有关员工召集起来讨论计划等。我也去参加讨论会，见识了大川的公司。
    大川公司已成立了10年以上，办公室里除了电话和一台复印机外，就是几张桌子。很难想像，这就是一家从事和电脑业务有关的IT公司，大川一个星期喝酒的钱都够买台不错的电脑。
    当时的情况是电脑没有，上网更不用说，什么都干不成。所以大泽就对大川说：“社长，下个星期，你要买两台电脑和相关软件，再申请上网。”大川说：“现在没钱，要干的话，我去银行贷款，贷到了就买。”这次讨论会完后，大川公司的一位员工说他有一台电脑不用，可以先拿到公司用。但那位员工要求大川报销将电脑拉来的出租车票。想了半天，大川没答应，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当天开完会后，大川悄悄地对我说：“李，等一会我有事找你，你不要走。”大家都走后，大川对我说：“这几天，我又认识了一个相好的，她不懂日语，你去替我翻译一下。”等到约定时间，我们去车站接那位小姐。见到了那位小姐，大川为我们介绍，说那位小姐是周小姐；我看周小姐也有40来岁，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嫂。说是大川介绍，还不如说是我自己问的。周大嫂根本不懂日语，大川又不会中文，他们没办法交流，我很奇怪他们是怎么搭上了。
    三人一起去吃饭。席间，我问周大嫂：“你来日本多久了？”周大嫂说：“不到两个星期。”我觉得很奇怪，两个星期就能认识大川？就问大川：“你怎么认识周小姐的？”大川告诉我：“我和她妹妹认识，她妹妹介绍给我的。”这时，周小姐告诉我：“我还没有工作，我想让大川帮我介绍工作。”
    我知道，周小姐想去做三陪小姐，我想她妹妹一定在做三陪小姐，就问她：“你为什么不让你妹妹给你介绍个工作？”周小姐：“现在经济不好，三陪的店也没客人，我妹妹的店现在不要人，没办法去，我也不会日语。”
    我将周小姐的意思告诉大川，大川说：“现在很不景气，连三陪小姐的酒馆都不招人了。晚上我要领她去我经常去的酒馆看看那里要不要人，能干的话，我经常要去看她，否则她没有客人，也是没有工资的。”接着，大川告诉我，前几天他给周小姐买了身衣服。我想他们的关系进展得还很快，但不好意思说出口。当天晚上，吃完饭，我回家，他们两人去了其他地方。他们两人有没有办法交流是他们之间的事，我又何必操心？
    星期一，见到了大川，他告诉我：“我已经叫秘书写贷款材料了，贷到款，这星期我就买电脑。”我想，你贷到钱也是给女人，那么多女人都在等你的钱，但我也懒得跟他讲。所以，我不想和他讨论这些问题，就问他：“你替周小姐找的工作怎么样了？”大川说：“已经找到了，花了我三个晚上。”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上班都没那么认真吧。下班后，你还要去看她吧？”他笑笑说：“我要给她捧场，要不然的话，她没有客人。”
    在日本，每年的二月中旬，女孩会给自己喜欢的男孩送巧克力等礼物以表示自己的爱慕之心；同样，三月中旬，作为回谢，男孩也会给曾经收到礼物的女孩礼物。马上就到了那一天，我问大川：“今年你要给谁送什么礼物呢？”大川说：“我要买四五身衣服送给相好，每人一身。”我说：“二月时，她们给你送礼物了吗？”“没有。”大川说。我笑着说：“你的爱只是付出，没有回报。”
他笑了笑，没说什么。
    我在日本已经待了这么多年，想回国了。大川还想让我在中国做一个网上服务公司，我知道他是一毛不拔，对和他合作没有一点兴趣。
    过了一个多月，电脑还是没影，钱也不知道贷到没有，每星期他都告诉你这星期买电脑。我了解日本人，也了解大川，知道不能指望他们，只是应付他。
    我回国前一个星期，最后一次我们开会讨论计划，我不去不行，我对和大川合作没兴趣，根本就没信心，所以每次都想找理由推掉。实在推不掉的话，每次都迟到，最后一次了，不得不去。
    开讨论会前，大川告诉我们，他的儿子问他要游戏机，他看到标价要一万日币，他说拿钱时心都在发抖。我觉得很好笑，每天花在女人身上的钱，可以买几台，但我也懒得拿他开心了。
    开完了讨论会，为我送行，大川说我也是大川公司的一员，请我和在场的人吃饭。刚到饭店坐下，还未点菜，大川告诉我们：“我去车站一下，马上就回来，你们点菜先吃，不用等我。”大泽先生说：“他一定又去接哪位小姐了。”大家都心照不宣，“花老板”只管自己享受，哪管别人怎么想。过了会，大川和周小姐到了。
    席间，大川对我说：“李，你回中国了，就算大川公司的员工了，大川公司也要在中国办一间分公司，你在中国要印大川公司名片，还要租个办公室，要有电话，不能什么都没有。”
    我不想和他多说，笑了笑，没有回答。
    吃完饭，大家离开饭馆，大川和周小姐去了其他的地方，大泽硬拉着我要聊聊。我和大泽又去了一间咖啡厅。在咖啡厅，大泽对我说：“李，咱们俩现在说真心话，在大川面前说的话我都是应付他的。”接着，大泽说：“大川实在没办法，也没出息。你看，电脑买了几个月都没买回来，他贷的款都让他给女人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合作，大川公司里也是没有一个可用之人。”很难明白日本人的想法，我应付他，告诉他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合作。
    过了没多久，我就离开日本回国了。很多日本人，特别是一些小老板，他们都和大川一样。在日期间，我还碰见过一个日本人，他有一栋房子，每个月收房租，他也工作，但他在台湾有一个寡妇相好，他为她花了上亿日币。
    我的朋友还告诉我，他的日本老板娶了个日本老婆，有两个小孩，但在菲律宾他还有两个小孩，每个月都要给他们很多钱。
    日本是个大男人主义的社会，女人对他们的丈夫在外面风流，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和一个日本女孩聊天时，问她如果结婚了话，怎么看丈夫去三陪小姐的酒吧。她对我说：“这是日本，没有办法，大多数日本女人都会忍。”她说这句话时，我觉得日本女人已经失去了嫉妒心，不可思议。

上一页  [1] [2]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