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那些被包养的日子

在天津美术学院就读时，我是油画系的佼佼者。毕业后不愿意去做中学美术老师，于是就在5年前，22岁的我执意要到日本求发展。为此，我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不幸的是，父亲病倒了，半身不遂，家里的旧平房拆迁，又要举债购买新房。为了闯过这些难关，我在日本拼命干活，以期多挣些钱寄回家。我在日本做家教，这份职业，被日本的熟人和回国的朋友揣测和私下议论，他们给这个职业染上了浓浓的暧昧色彩。但是我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独立和清白。

我的两个教学对象都是人到中年的日本阔太太，教学内容不过是为她们挑选出各国、各时期、各种流派的画家和画作，进行讲解和赏析，陪她们到东京举办的各种画展去参观。通过这两个“学生”，我还可以不时地给她们介绍的一些人做装饰性的画，每幅可以卖600到1000美元。

初到日本那段时间我很落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到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社团里帮人家设计出版物的封面混饭吃。然而这种工作报酬甚微，根本就不够维持生活，不久后我就欠下了房租。后来，一个画廊的香港老板认识房东，替我说了好话，房东才没有赶走我，不至于让我流落街头。

然而即使这样，我仍放不下自己的热爱和追求，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画画。那次，一听说藤田要在目黑办画展，我立刻兴奋不已。因为藤田的名气很大，到日本以画油画求发展的人，没见过藤田的作品，几乎和到中国学中国画没见过齐白石、徐悲鸿的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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