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区域与国别研究重视实地观察与研究。针对目前备受人们关注的“全球疫情与中国留学生问题”，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调研了9个国家的20余名中国留学生，请其介绍该国的中国留学生与疫情状况。9个国家包括西班牙、英国、美国这些疫情严重的国家，也包括印度、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这些疫情尚在蔓延的国家，还有日本、德国这些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国家。留学生身份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国内高校的短期学术交流生（3个月—1年）。我们希望通过留学生的自述，微观展示国外疫情的真实状况，与海外学子的思考与共济。

在武汉封城两周月的3月24日，东京方面宣布今年将不会举办奥运会的那瞬间，日本的“奥运重担”终于得以暂时放一放了。于是从25日开始，可能由于放开了检测的原因，日本的新冠肺炎每日确诊人数（尤其是东京）开始创下新高。随着东京都的小池知事发布“重大局面”的警告，人们开始害怕东京的公共交通工具遭到封锁，一哄而上抢购超市的食品与日用品。4月7日，在政府正式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后，娱乐设施和百货相继停业，人们终于失去了娱乐生活。

而在这之前，从邻国相继爆发大规模感染，到欧美国家全面沦陷的这两个月，日本是怎样的呢？

我于去年10月底来日，目前住在大阪府北部的一个市。因为附近有好几个大学，这里紧挨着的三个市住着非常多的中国留学生。但由于疫情，这次春假很多人都没能回国休假。3月全球疫情爆发以来，欧美的中国留学生都急忙回国了，但大部分在日留学生还是选择留下来观望形势、等待开学。毕竟和欧洲可怕的确诊增速不同，日本的疫情看起来实在算不上非常严重。就连首相安倍都反复表示“会不会爆发就看接下来两周了”。只是多少个两周过去了，以现在的数据来看也远远没有到爆发的程度。

一月底，武汉刚爆发新冠肺炎后，在日华人都非常恐慌，第一时间到各药妆店抢购口罩，邮寄回国给买不到口罩的父母亲戚。当时的日本人对发生在武汉的事情并不了解，不看新闻的人甚至不知道出现了这一传染病，所以他们对中国人大肆囤积口罩这一行为非常不解，并且认为这是扰乱市场的。我1月25号左右去买口罩，打算寄回国。当时还没有限购，我拿了好几大盒到收银台结账，原本热情的收银员看到我递上来的购物篮里只装着几百个口罩，没买其他东西，脸色就突然变了。在我要求要用支付宝结帐时，她更是直接夺过了我手中的手机去扫我的支付码。我在日本第一次遇见这种直接拿走我手机去扫码的收银员。结完账到我走出店门口，这位收银员省略了平时买东西一定会听到的“谢谢”、“欢迎再次光临”之类的用语。我不知道我是否碰巧遇上了一个工作素质不高的收银员，但过后的几天，我从朋友口中得知他们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

在开始的一个月，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日本和当时水深火热的国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事实看起来也的确如此——2月初国内疫情发展迅速的那两周，日本除了撤侨包机和“钻石公主号”上的确诊病例外，本土仅有几例。二月初，男朋友从国内来大阪看我，我们就在关西圈的城市旅游了几天。当然，戴着口罩。

那段时间我们去了京都、奈良和大阪市区，发现景区的中国内地游客已经很少、几乎没有了，因为当时国内的旅游团已经全部取消了。京都的知名景点门口都放置了醒目的标识，提醒游客戴好口罩再入内观光；奈良公园的人流量比我两年前来的时候少了一半以上，加上那天还在下雪，整个春日大社显得非常萧条。听说那里的鹿因为没有游客喂都饿着肚子，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大阪市区也是一样，中午时分，被称为“中国町”的心斋桥商店街只有稀稀落落的行人，各药妆店里都几乎没有顾客，一间乐天的餐厅甚至直接休业了。可想而知这次疫情对日本的旅游业造成了多大的打击。后来我听一个在心斋桥某百货公司打工的学姐说，因为游客实在是太少，为了节约开销，百货大楼的所有供暖设备都被关掉了。

三月以后我出门的次数就变得很少了，即使出门也只是去学校和超市。两周前我在研究室遇见了教授和一个博士学姐，谈起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学姐说最近听到很多关于新冠肺炎的新闻，还是挺害怕的，打工也请了一个月的假。教授说：“比起害怕病毒，我更怕买不到口罩和卫生纸。”（因为有人在推特上发布谣言，说日本的卫生纸生产原料和口罩多数依赖中国进口，所以卫生纸遭到疯抢导致断货。） “不用过于在意而影响正常生活，如果出现症状的话去医院就好。”教授安慰着感到不安的留学生们。

不仅日本的疫情扑朔迷离，日本人对于这个病毒的看法也很让人看不清。因为没有经历过SARS和MERS，日本人可能对这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没有概念。年轻人们，包括我研究室的学部生们都一致觉得这只是一个“大号流感”，在家躺几天就能痊愈，抵抗力好的话甚至不会被传染。东京电视台在原宿街头采访出入俱乐部和酒吧的青年，有人笑着说：“只要我跳一跳病毒就会没有了。”也有人认为日本的医疗体系非常完善，能够抵挡一定的冲击；还有人觉得只要在各大机场加强检疫，不要让境外输入病例在国内造成传播就万事大吉了。可事实是，前几天东京机场一架来自美国的航班上的乘客完全没有接受检测和隔离就被放走了。事后厚劳省说这是他们的“疏忽”，很难想象一向以严谨自持的日本人竟然会犯这种错误。日本人极度害怕由于疫情严重导致的封城和物资匮乏，这会打破他们正常的生活，造成很多意外情况——这也是日本人不喜欢的，他们喜欢一切都井井有条。所以每每看到一丝要封城的苗头时，人们就会冲向超市大肆囤积日用品和食品。近一周来，我家附近超市摆放米、面、罐头和方便食品的货架每天都被扫荡一空。然而，他们满意地审视了一遍家中满满当当的粮仓后，转头就出门赏樱去了。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质疑日本的检测标准和每日检测数量，我记得2月的时候有一位母亲就在推特上求助，说自己出现发烧咳嗽的症状很多天了，医院都拒绝做核酸检测。原因是她没有境外旅行的经历，而且也不是确诊病例的接触人员。但当时已经出现了不明感染路径的确诊病例，即并非一定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才会被感染。人们都猜测日本是为了保住夏天的奥运会，才不肯轻易做检测，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也没有定论。暂不说消极检测的政府，普通的日本工薪族也不愿自己被确诊。我学校有一位学姐在大阪市区工作，出现了几日的咳嗽、发热症状仍然坚持上班。因为症状非常相似，同学都劝她去医院看看能不能做检测，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一旦自己被确诊，就是一种软弱无能的体现，自己会因此被同事、朋友歧视从而丢掉工作。想来这也是受到日本“耻”文化的影响吧。在日本，每年流感季，工薪族们即使发高烧也只是吃了退烧药就去上班，轻易不会因病请假。对于他们来说，因为个人原因没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而使得他人感到麻烦，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目前东京都的确诊病例中，很大一部分是40岁左右的工薪族，这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一类人。因为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具备自宅办公的条件，他们即使对疫情怀着恐惧，却也只能硬着头皮日复一日地挤着电车通勤。

春天，正是樱花盛开的时候。我从推特上看到了东京赏樱圣地上野公园的照片，人们兴高采烈地在坐樱花树下野餐，几个家庭之间仅隔着供一人通过的距离，调皮的孩子们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多么其乐融融的画面，我却只觉得恐惧——只有不过半数的人戴着口罩，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病毒培养皿。我家附近虽然没有大型赏樱景点，但那些供儿童玩乐的设施附近都开满了樱花。上个周末天气很好，我去了一趟超市路过那儿，非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玩耍，一片欢声笑语。每每看到这样的景象我都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担心过度了。但就在刚才，离我家两公里远的电车站新增了一例确诊病例。

我们学校今年的毕业典礼和入学式都遭到了取消。原本还在担心开学，但在紧急事态宣言发布后，学校发布声明，从9日起禁止学生登校，不停课但会一直上网课到五月，不禁松了一口气。我也想过回家，但目前的形势实在太混乱，即使回国也可能为我自己和我的家人带来危险。所以我决定留下。虽然目前无论是做出何种决定，都有种被动的意味。不知道这样被困在家里、心中充满不安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只能说希望疫情快些过去吧，相信这也是所有在日留学生的期许。

（作者：陈南南，大阪大学，本文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专题约稿文章，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原标题《留学生看疫情⑧ | 疫情下的日本中国留学生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