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六叠 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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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1177个作品

作者：六叠

图片：作者提供

跨越语言障碍，踏过考研的独木桥，我终于升入心仪的东京学校。本以为这会是我实现理想的起点，实际上却成了一场关于羞辱和妥协的噩梦……

一

决定了！去日本读书

2017年，我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时候，心比天高，满脑子想着出国深造。当时《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大电影正好上线，看得我心潮澎湃。什么是情怀？这就是情怀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舍我其谁！

我当即拍板定了研究生读文物保护专业，学校则瞄准了东京艺术大学。

东艺大是日本唯一的国公立艺术院校，它的文物保护专业可以名列亚洲第一。写“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漫画家坂本真一，还有最近大火的摇滚组合King Gnu的队长和主唱都曾是这学校的学生。

关于这所大学，我从本科时代起就听说了很多奇怪有趣的传言。有学生偷了隔壁动物园的企鹅，把它养在研究室。有学生毕业时想把乐器沉到荒川河底，因为市政不同意，就去市政办公室门前静坐抗议。反正都是“脑袋正常”的人干不出来的事，让熟悉了央美无厘头氛围的我很是向往。

日本从平安时代起就有购买收藏中国文物的传统，很多国内都见不到的珍品，还被保存在那边。再加上央美和东艺大是友谊学校，我有不少学长学姐毕业后都去了东艺大深造。自然而然，我的留学目标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是，我也深知东艺大是公认最难考的艺术院校。

对中国学生来说，日本留学就是两条途径，申请学校的研究生项目，或者通过语言学校先拿签证再考修士。

日本的研究生跟中国的研究生概念完全不同。在日本，“研究生”是指没有学籍，挂靠在研究室的预科生，考上了“修士”才是国内意义上的研究生。我当时做了两手打算，语言学校和研究生都申请了。

2017年7月，我从成田机场入境。熙攘繁华的东京与夏天的热浪就这样一起拍向我眼前。我不是第一次来日本，却是第一次到东京，城市中的摩天大厦和古老神社和谐并存，杂乱而精致，带有一种非现实的迷幻感，瞬间就吸引了我。

由于怀揣着考学目的，我压抑住了想四处游玩的心情，宅在新租来的家里专心翻译本科论文。8月，我和东艺大的教授邮件沟通后，有些忐忑地去他的研究室面谈。从学校正门进去沿着左手边往里走，研究室就在图书馆对面的地下一楼，隐藏在上野动物园的背后。

教授招待我的房间，装潢非常符合我印象中的日本风格，有古色古香的和风拉门，地板则是榻榻米式的。

那时候，我日语稀烂，还因为迷路迟到，恐怕给老师的第一印象并不好。面试我的教授告诉我，考文物保护，除了论文之外，还需要作品集，也就是需要制作文物复制品的能力。随后，教授给我介绍了东艺大的讲师（代课老师）帮我辅导专业技术，同时也婉拒了我的申请。

当时，我拿着辅导专业技术的老师的联系方式，就像在激流之中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走在前往上野车站的路上，感觉好歹是看到了一点微光。

二

真正的噩梦

从2017年9月到2019年2月，我除了每天上语言学校，还要以一周三次的频率去老师的工作室，中午就是在吉野家凑合，那是当地最便宜的快餐了。

语言课程和日本语能力测试不算太难，但跟日本人实际交流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去老师工作室的时间不固定，我不能到便利店或居酒屋打工，缺少练习机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口语都磕磕巴巴的，后来多说多练有了自信，才好转起来。

最大的难关还是专业考试。因为我想考的是文物保存修复专业，制作的作品也肯定要使用传统样式。老师布置给我的任务是制作一座水月观音像，从劈木头到上彩，难度很大。尤其对我来说，以前本科专业是美术史，主要学的是理论分析，对造型专业相当于从头开始学习。

磕磕绊绊地咬牙坚持下来，我一直在跟时间表赛跑。临近交作品的2月，我把作品放在床边，醒了就开始雕，雕到眼皮打架再睡一会。那段时间，我的被子衣服甚至电饭煲里都是木屑，出门的时候可以扑簌簌地掉一路。

在作品提交最后期限的前一天晚上，我终于完成了所有的工序，提交报名表，然后参加了长达3天的专业考试。忐忑等待三周后，结果出来了，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花了一年零九个月，我正式考入东京艺术大学。

当时的我春风得意，连亚洲顶尖的艺术院校都被我征服了，还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而且上了修士，正式拥有大学院（也就是研究生院）学籍了，日子总比考前要轻松吧？

结果，现实给我来了一记闷棍。

在外人面前抛出名校头衔，可能的确感觉很爽，但学业压力、日本社会的人情世故，很快让我这个“外国人”吃尽苦头。

跟国内的大学相比，这边一节课的知识量更充实饱和，作业难度也较高。我读的文物保存修复专业没有本科，因此研究生需要从头学所有基础课。

日本的考勤制度格外变态，没人敢故意旷课，但如果比规定时间晚了1分钟到教室，就会被记成迟到，直接影响成绩评定。

我们每周5天课，从早上9点一直排到下午4点半，中间的午休只有50分钟。由于下午的课程基本是实践操作类居多，完成进度决定下课时间，经常拖堂到晚上8点，然后又会直接被老师拉去喝酒。至于晚上回去赶作品至通宵流鼻血，更是常事。

学业艰苦，倒还可以忍受克服，真正的噩梦却是来自研究室的老师。

这里我需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考东艺大文物保护专业，要求学生有制作复制品的能力。

这个专业的学生们都是上修士之后才接触修复的，基本上是老师说什么，学生做什么，没有太多独立思考，很难产出学术成果。我在一年级时负责修复十一面观音，就是除尘、补填虫洞、加固容易剥落的彩色部分等工序，这些都是所有雕塑修复者日复一日在做的工作，我并不能对方法做出什么改良，也就没法写论文。

但是制作复制品的话，学生通过使用跟原作一致的材料或技术来复原作品，就可以发现作品损伤的原因和制作技术的奥秘。例如去年正仓院特展上展出了复原的五弦琵琶，对比可以发现，原作上有被修补过的痕迹，这是以前的研究文献中未发现过的。因此，如果不会作品所使用的技法，就很难完成作品复原。

正仓院展中的五弦琵琶的复制品

我名义上的教授是兼任教授，有自己主要负责的研究室，没有时间来亲自指导我。真正指导我的是两个非常勤老师（代课老师），一位是资历较深的铃木老师，另一位是新来的山田老师。他们掌握着两种不一样的制作技术，也就是说，谁来做我的毕业指导老师，取决于我选择要做什么样的作品。

看起来选择权好像在我手上，事实却并非如此。

入学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了其中一位老师的“威胁”。

那天，铃木老师突然对我说：“明明有我在了，还聘来新老师，我这么不受待见，你要不选我做毕业指导的话，我明年铁定要被赶走了啊。”

我当时听到这话，还挺同情这位老师的，觉得她是有自己的苦衷。但因为还没正式开始接触修复，入学前的研究报告书也被否绝了，我正是一头雾水的时候，也就没轻易答应她。

于是，威胁和贬低随之升级：“你就指望我被赶走是吧，我走了你也不用学这门课了。”“你这是从哪里学的打磨方法？我最讨厌的就是拿别的老师在我面前说事儿。”

她甚至在初次见面的老师面前介绍我：“招这种什么也不会的学生进来，东艺大真是堕落了，什么都得我来教，怎么这么麻烦啊，连日语都不会。”但实际上，我入学半年之前就150分（180满分，100分以上合格）通过到日语N1考试了，后来也做过随行翻译的打工，日语交流是没问题的。

当她说完这些话，对面老师投来打量的眼神，就像在抽我耳光似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只能保持微笑，又觉得自己这样不敢回嘴，活该被欺负。

“你这种说什么都不听的人，根本没有人愿意教。”

“你到底想怎么样，别一直在这浪费时间。”

诸如此类的话，只要是上铃木老师的课就不绝于耳。当然，她也不会认真教我什么专业技术，我期待的课程都成了苦行。

与此同时，她对偶尔来蹭课的欧洲交换生永远是有问必答，说说笑笑，还有好几次当我面讲，如果交换生是她的学生的话，她肯定会给秀（成绩评价依次为：秀、优、良、可、不可）。而我，从来不缺课也不迟到早退，却只拿到了良，说不嫉妒不心寒肯定是假的。

我向学姐求助，才知道原来各个老师之间有很深的矛盾。三年前，我们研究室还没有主要负责的教授，两个非常勤老师竞争同一个职位，其中成功的那位木村老师成为了教授，现在是研究室的头儿，败下阵来的铃木就是一直针对我的非常勤老师，两人势如水火，喝茶都坚决不坐到一张桌子上。另一个非常勤老师山田是木村老师今年刚请来，跟铃木老师一个领域，也因此分走了一半的课时。铃木老师心里有刺，又不好对同僚发难，就扎到了学生身上。

上漆涂课的工作台

三

入学后，我又提交了几次研究计划，都被铃木讽刺地否决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6月份，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很快就要结束，还不能定下方向的话，第二年毕业就会有困难。

这时候并不指导我，但是身为研究室负责人的木村老师看不下去了。木村老师也开始对我施加压力，情况更是急转直下。

当时，我正在申请学费减免。日本国公立学校的学费比私立要便宜很多，但每年也要3到4万人民币，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家里有钱的，只要成绩过得去基本都会申请学费减免，我也不例外。

修士一年级的学生还拿不到第一学期的成绩，所以申请主要看大学成绩和入学成绩，申请需要副教授以上的老师的签字。这时候，木村老师并不直说不满意我的毕业作品制作进度，而是在每周公共课上，针对学费减免申请方面找我麻烦。

“你要上修士，家里就应该存够学费，缺钱就是不应该存在的问题，还是说你爸妈死了啊？”

我跟木村老师几乎没有别的交集，听到这些话时脑袋嗡嗡作响，震惊又愤怒，说不出话来。凭什么我父母努力供我上学，还要被这么恶毒地诅咒？

但在日本大学里，教授就是一切的权威，东艺大更是超出常规的老派作风，我要是顶撞老师，肯定会被劝退。

别无他法，我只能拼命把各科的成绩往上提，如果老师们指导意见相左，就把每个老师的要求都做好。娱乐休闲时间彻底没了，吃饭就是啃便利店的面包三明治，甚至刷牙洗脸对我来说都是在浪费时间。到了研究室，我永远只有两个状态：透明人，或者被骂。

某天，我正浑浑噩噩往车站走去，手机上跳出一则新闻：就在我住处的上一站，有人跳轨自杀。我全身上下发疼，只觉得那个跳下去的人应该是自己。

以前在国内看新闻说日本自杀率高，每年有大约2万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还挺不以为然的，觉得肯定是那些人心灵过于脆弱，又觉得这个群体离自己很遥远。

等我真的在日本生活才发现，自杀的确屡见不鲜。

我读语言学校的时候，有位印度尼西亚同学自杀了，听说他是用很钝的刀一点点磨蹭着割断了颈动脉，失血而亡。就算学生长时间不去上课，学校也不会管到底，最多就询问下平时跟这个人关系好的同学，打打电话之类的。盛夏季节，那个印尼同学的尸体在租来的房子里腐烂，6天后因为臭味才被人发现。后来，同学和老师募捐了钱把他的尸体运回家。知道这件事后，我特意去买了份运尸保险。

那段无比痛苦的时期，每天我在电车站等车，看着来来回回的列车，总是鬼使神差地往黄线里走，又猛地回过神来停住脚步。

我一度想放弃，退学了之。

研究室里，有个中国人学姐是木村老师的学生，座位就在我旁边。她是个神神叨叨的胖子，台灯上挂了近二十个御守，手机后面贴着五芒星。因为她不怎么洗澡，经常有股头油味往我这边飘，她还总缠着我问些奇怪的话，“我是不是很差劲？”“我是不是不值得被人好好对待？”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她，不怎么主动跟她说话。

后来学姐有段时间没再来学校，她休学回家了。

学姐走了后，我松了口气，结果没高兴两天，木村老师对我的针对变本加厉，就连我给他倒的茶，他都要嫌弃水凉。

我也想到了休学这条路，硬着头皮去请教学姐，跟她聊天之后才知道，学姐一直遭受木村老师的语言暴力，足足3年，原本开朗苗条的她体重不断上涨，去医院检查发现得了中度抑郁，她为了养病只好休学。

我跟学姐吐了好久苦水，问她有没有考虑过退学。

学姐反过来劝我：“总不能只带着一身病滚吧，多不划算。”

像我们这样在象牙塔的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面对困境，很少有真正行之有效的对抗方法，可以获得的帮助也相当有限。尤其在东亚社会“尊师重道，长幼有序”的文化背景下，忍耐和沉默更是常态。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抛下所有的理想和天真，尽快毕业，脱离苦海。

四

象牙塔里的“校畜”

每当我听到别人说羡慕我读的学校时，总是忍不住苦笑。这就是所谓的旁观者不清吧。

偶然间跟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助教聊起来，我才发现东艺大这种老师霸凌学生的现象并不鲜见。

2016年，有个学生因被准教授持续施压、当众侮辱人格而抑郁休学的事被媒体报道，登上了朝日新闻，但校方对那位准教授的处罚也不过是停职一个月。在日文网上搜索“东艺大”“画不出来画了”“画画变得好痛苦”这些关键词，也可以发现很多历届校友的惨痛经历。至今，学校每年都会有一两个失去音信的学生。

在这所学校待过的人都知道，一旦作品不尽如人意，挨骂被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学生忙起来，点灯熬夜，甚至连吃住都守在研究室，更是常规操作。但是，到了每年毕业展，看到毕业学生们的作品，不需要问就知道他们的导师是谁，因为学生们为了能顺利毕业，往往只得模仿教授的画风，放弃自己的个性追求。挑灯苦读那么多年就换来这样的成果，让人不禁叹息。

对应职场上放弃尊严，睡眠和饮食都草草了事，拼命卖力为企业效劳的“社畜”，学长戏称我们是学校的“校畜”。

为了减轻职权骚扰（利用职权优势霸凌下属和学生）现象，学校甚至新设了一个谈话室，但实际上收效甚微，根本没多少学生敢坐到里面去。无论在什么地方，做打破气氛、打破局面的那个人要付出比想象中多得多的代价，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妥协。

可能因为是艺术类院校吧，东艺大的导师个性分明又有绝对权力，学生会和学生支援机构的力量薄弱，我们自然是没什么话语权的。运气好的人，可能遇上了人品性格好、专业能力强的导师，可是像我和学姐这般不那么走运的人，多半只能咬牙苦熬，自求多福了。

木村老师不愿意为我学费减免的申请签字，我便偷偷找了另外的教授签字。铃木老师对我百般挑剔，我便投靠另外那位山田老师，选了一个跟他专业相关的题目。所幸山田老师虽然对学业要求严格，私下里比较平易近人，还会与学生有说有笑。

第一个学年过去，除了铃木老师的那门课，我所有科目都拿到了优秀，简直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我原本计划着，新学期开学后先去校医的心理咨询窗口谈一谈，结果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的对应措施开展得既不全面也不及时，等到3月情况还没得到有效控制，全日本的大学因此延后了开学时间。

我被隔离在家，一门心思赶毕业作品进度，祈求能够顺利毕业，至于什么专业抱负和情怀，早已被抛在脑后。

在东京生活了几年，我对这个地方也算有了新的认识。

上一代日本人崇尚较真敬业、纯洁牺牲的精神，因此他们也视年轻人吃苦挨骂为理所应当，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在很多人眼中，为了工作或作品拼命到吐血，简直是美谈。努力才有回报，付出才有收获，这些信条逐渐成为一种过度极端的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权力上位者理所当然地加诸下位者，那么年轻一代的社畜或校畜，只能在巨大的结构性压迫下粉身碎骨。

我当然尊重不遗余力的努力者，也理解老师的教学工作并不轻松，但高强度且非黑即白的一言堂，能激发学生多少潜力呢？当人们推崇吃苦耐劳的时候，就连不平等关系、甚至侮辱谩骂也要被正当化吗？将满怀理想的新人，磨成痛苦疲惫不堪的“老人”，这难道就是所谓学校、所谓教育的真谛么？

这种无处不在的沉重空气，正是这个美丽国度背后的阴影。

一名毕业后再也不碰画笔的校友在博客里写道：“东京就是个装着过度繁殖的人类的罐头。怀揣着的理想不过是小小的气泡，轻而易举就会被挤碎，而人与人之间鲜少能建立联系。”

即便如此，每年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东京。我还是喜欢这座城市的，在五光十色的混沌中，无论发出欢声还是悲鸣，都会很快被稀释掉，每个人都会被竞相往前走的人潮裹挟着不断前进，这是东京的恐怖之处也是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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