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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工资低受歧视 在日中国研修生被当作廉价劳动力
一天下午，《环球时报》记者在银行取钱，听到旁边柜台有人用夹杂着中文的日语和银行职员交涉，声音焦急而愤怒。听起来仿佛是中国人，记者走过去，原来来自中国的研修生晴子要往国内汇款，日本职员看了地址之后要她的身份证明，看了身份证明又要她提供打工证，证明要汇的钱是合法收入。“我爸爸出了车祸，这钱是一块儿工作的姐妹们凑的，我哪里有什么打工证啊？已经去了三家了，都是这样，日本的银行为什么这样刁难我们？”晴子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环球时报》记者也觉得奇怪，这银行又不是警察机构，怎么能随便查别人的收入和身份呢？这时银行经理来了，他表示不是针对中国人，他们银行规定凡是持研修生身份来汇款或者开户，都要提供合法收入的证明才可以办理。
后来记者查询了一下才知道，日本的银行，几乎都有类似的规定。按照日本法律，以“研修生”名义入境，每天打工不得超过两个小时，然而，大量从中国或东南亚国家来日本的“研修生”，打工的时间却往往大大超过这个限制，成为日本出入国管理局查处的重点。日本法律并不要求汇款时提供收入的来源，然而，本属私人企业的日本各银行却冒着侵犯人权的风险制定这种与日本政府相配合的内部规定，其中有何联系不问可知。但这又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企业针对自己的业务制定内部规定，并不违反法律。
在日本，这种针对“研修生”的歧视性土政策比比皆是，例如，很多在日本的“研修生”的护照都在企业老板或者劳动中介公司手里；很多“研修生”的大部分收入不能拿到手，只能放在指定的账户，在离开日本时提取；很多研修生，每个月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或者干脆没有……甚至在2004年德岛花卉公司中国女研修生遭性骚扰一案中帮助进行辩护的日本律师都曾经忍不住愤怒地质问：“今天的日本还是奴隶社会吗？”
默默忍受压榨和歧视
深受压榨和歧视，却又默默忍受，“研修生”，在日本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外国人人群，其中，中国人占了很大比例。“研修生”是日本对于持研修签证在日本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的称呼。按照日本法律的解释，研修生签证是针对到日本以学习先进技术为目的的人颁发的签证。所以，严格地说，研修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到日本的目的是学习进修。
据《环球时报》记者所知，确实有一些日本企业通过这种方式和中国进行技术合作，比如日本东洋纺公司，出于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中国等地的目的，和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制定了跨度多年的研修制度，培训未来在中国的分公司的管理人员，曾多批次接收来自中国江苏、安徽、深圳等地的研修生前来实习。这些研修生回国之后大多数已经成了车间主任级别的中层管理干部。
然而，记者接触的大多数“研修生”的生活与签证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他们工作的地方，多数在技术含量很低，劳动含量极大的企业，如养殖场、铁工厂和缝纫厂等地，做的是最辛苦和最危险的工作，根本谈不上有何进修或者实习的意义。在工作中，他们几乎没有日本员工享有的任何福利，地位也最为低下，而所得极少。此外，“研修生”们往往还要冒着违法被抓的风险打第二份工，第三份工……在日本的中文报刊新闻中，经常有日本企业虐待歧视中国研修生的报道，打骂罚跪，克扣劳动所得，监禁扣留等事件不时发生。他们，是21世纪的劳工。
研修生制度被利用
这就要说到“研修生”制度怎样被日本的企业和无良中介机构共同利用了。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同时，日本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呈递增趋势。然而，日本本国的劳动力费用，高居世界前列，并且有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必要的福利保险制度，日本企业感叹劳动力成本过高，转而从国外招工，特别招从事脏、重、险工作的蓝领工人，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受到日本严格的签证制度所限，二是同样受制于劳动法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谓“研修生”制度，恰好被利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研修生”来日的目的是技术实习和进修，所以对于语言的要求较低，因此较容易获得日本方面的签证，为廉价劳动力进入日本打开方便之门。同时，既然“研修生”来日的名义是学习，他们在日本企业的工作，便被视为“实习”的一部分，所以，一切有关劳资的法律对“研修生”并不适用。他们的收入，也不叫“工资”，而被称为“补贴”。这补贴之少实在让日本的老板们心花怒放 。日本现行规定最低工资为700日元/小时，然而，研修生们的补贴很多情况下只有一个月5万日元，以研修生每月工作22天，每天8小时计算，每个小时不过两百多日元，为日本最低工资标准的三分之一，而研修生们每日的工作，很少有真正仅8个小时的。对于日本老板来说，使用“研修生”，每月每人要花费几万日元的退休年金，失业保险自然可以省去，甚至在很多“研修生”的合同中，明确地规定：生病也要自己负责。然而，这一切，在“先进文明”的日本法律之下，居然是合理合法的！
就是这样的条件，每年都有大批“研修生”涌进日本，其中包括四五万名中国人。上面提到的那些土政策，也往往得到“研修生”们的某种配合，比如，收缴他人护照，或者扣留劳动所得当然是非法的，但如果是研修生们“主动自愿地要求公司协助保管”，就没有问题。法定休息时间不让休息自然也是违法，但如果是研修生们“自愿在休息时间学习和熟悉生产技术”自然也不是违法。在很多涉及研修生的劳资案件中，日本公司一方正是拿出这样有研修生们签字认可的书面材料，而立于不败之地。
为什么要坚持下去
作为在日中国人，《环球时报》记者曾经多次为研修生在一些争端中担任翻译，很多研修生，私下里咬牙切齿，以泪洗面，但每当提到帮助他们向那些无良的企业主或者中介公司讨还公道，他们却大多不肯：“不行啊，不要，那样会被送回国的。”“你们就这样怕回国吗？国内这些年发展得也很不错啊，在北京或者上海工作，一个月挣相当于5万日元(3000元人民币)的人也很多啊。”研修生对记者这样的说法大多报以苦笑，回答不一。安徽来的小申说：“你不懂啊，国内这几年发展得是比较好，但是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学历的人，怎么能在北京或者上海找到工作？要是去打工，一个月也就挣几百块钱，在这里虽然挨打挨骂，多打上两份工，收入也很可观呢。被骂就当是做个梦吧。苦几年能挣一笔钱回去，忍吧！”前面提到的晴子是福建人，说：“我怎么能回国？这没办法后悔的。出来的时候，办手续要十几万(人民币)，还要交10万保证金，中间忍不住跑回去，中介公司的保证金就不退了，工资拿不到。家里哪有这样多的钱？20多万都是借的，不挣出来还钱，回去可怎么过啊？”四川来的小李说：“家里等着我挣了钱盖楼呢，只顾逼我寄钱啊！外人哪里知道我们在这里做得这么苦。”小李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这时候，记者的眼圈也是红的。(萨苏)
环球时报 200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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