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25号深夜，我独自站在新宿歌舞伎町入口处，这是东京夜生活中最热闹的地方。此起彼伏的吆喝声，五彩闪烁的霓虹灯，诱人垂涎的烤肉香，打扮得奇形古怪的年轻男女，里边幽静小巷则是恋人的天堂……这一切似乎比往日显得更加耀眼和神秘。今天下午我已经办完了所有的离日手续，手里攥着明日一早返回北京的单程机票，我真的要走了。在东京，我闯荡了整整10年，此刻告别，酸甜苦辣的感受一齐涌上心头。眼晴中有一点涩，赶紧闭上，想挡住那一点点不舍，一丝丝感伤，四周的一切被揉成一团。再次睁开眼，一幕幕昔日动人的情景历历在日，忽见一个长发披肩的17岁的小女孩儿正迎面走来，那是十年前的我呀！
　　“17岁，你在天空的那边想着这里——天真，浪漫，无邪。我等着你。
　　18岁，你来到了梦幻的世界，但现实使你从天堂直落地狱，从公主降为奴隶。快乐的天使变得千愁万虑，我陪伴着。
　　19岁，你在静静的深夜里学会了哭泣，在孤独与寂寞中学会了忍受，在暴风骤雨下学会了奋斗。加油——我为你加油。就这样你渡过了20岁。
　　21岁人生中有辛酸也有快乐——苦尽甘来。我为你高兴。
　　22岁，你终于靠自己，开拓了令许多人羡慕而忌妒的天地。在这块天地里，你自由飞翔。
　　23岁的今天衷心祝愿，亲爱的小妹：长相——花容月貌，异性——得意郎君，事业——天天向上，健康——万寿无疆。哈哈……”
　　这是我23岁生日，姐姐写给我的生日贺辞，它既表现了我们姐妹深情，又包含了多年来我留学东瀛的风风雨雨。90年9月，17岁，天真浪漫而略带些骄傲的我，初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我怀着一种自豪感通过“外国人通路”，带着5个超大型的旅行箱，饱览了绚丽夺目的东京夜景。到了姐姐家，我兴奋得直在床上打滚，比我早来一年的姐姐安详地望着我说：“早点睡吧，从明天开始你就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压根儿不理解话中的意思。第二天一早，姐姐带着我去办外国人登录卡。其中一项竟是按手印。“这不是侮辱人嘛！我是来留学的，干嘛要像留案底似的。”我有点愤愤不平，姐姐却淡淡一笑：“是你自已要来日本的。不想按，回北京去！”我默默地伸出手。当时的心情就像电影中，穷人家的女儿在卖身契上按手印的感觉。在外人屋檐下，怎能不遵从？我自我安慰着。后来我才知道，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
　　日语学校开学了，从北京带来的钱，交了学费所剩无几，没钱就挣！挣钱我可以是“老手”。14岁就进了电视台，拍一部戏比父母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都多。从上高中后，就从没有向他们伸过手。真巧一班上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正招人。我打扮一新，兴高采烈地跟着他去应招。据他说，在不会日语的人当中，这个工作是最轻松的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清扫”。一个穿着和服和中年男人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对带我来的同学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堆话。大意是说我太小，可能做不来。我怕工作泡汤，赶紧用刚学来的日语说“大丈夫！大丈夫！（没关系）”结果我被分配到和一个40来岁的日本女人一起打扫1楼到18楼所有的厕所。扫厕所？我从小没有干过事。今天我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由于囊中羞涩，只好拿着拖把走进了厕所。10月的日本，闷热潮湿。厕所中又无空调，特别是女厕所扑鼻的臊臭，让我真想把一个星期前在北京吃的饭也呕出来。用手把一个一个“纸篓”中的脏东西掏掉后，再用抹布把便器旁溅出的粪尿擦净，泪水和汗水一滴滴地掉进便池里。
　　想起以前，姐妹中我是老小，14岁进中央台做主持人，15岁在青影厂拍电影，当时因《摇滚青年》在全国放得正火，我留学之事引来了电影学院老师们的一片惋惜声。可是年轻气盛的我，自认为出身于书香门第，满腹清高，看不惯文艺圈子中的一些唯名利“誓”图的作风，来了个拍拍屁股走人，咱们敬而远之。我推掉5部电视剧的片约，毅然东渡日本。
　　但是，现在我身上穿着全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却在这里打扫厕所。和我一起干的日本老太（40来岁叫老太）生怕我偷懒，一直侧着眼盯着我。到了10楼以上她干脆止步歇息，在旁边抽着烟，对我指手划脚地吆来喝去。就这样一干就是五个小时，我的腰已经累得直不起来，一不小心碰翻水桶，又引来她铺天盖地惊叫。在她连续的高声责骂中，我只听懂了电影中日军吼过的一句“八格！”（混蛋）我缩在墙角，浑身颤抖着，不敢去看那张愤怒的脸。
　　这时，一位40岁左右，身着和服打扮得很体面的太太走了进来。她没看见地上的水，脚下一滑，一个踉跄向前扑去。“当心！”我中文冲口而出。一把抱住了那妇人的双腿。她摇摆了几下总算站定。雪白的日式足套已被溅湿。“妈妈，怎么了？”跟进来的一个女孩子，慌忙扶住了母亲，低头看见跪在水里的我又是一声惊呼。我的一双脏兮兮的手正攥着她妈妈美丽和服的裙摆。我赶紧撒手，衣服上已经留下了两个完整的手印。闯祸了！我吓得站了起来，向后退去。
　　和我一起干活的日本老太冲上来，频频地向那位阔太太鞠着躬。大概在说我是个外国人，刚来的，不会做事，实在对不起！边说边把我一把拽过来，拿她那双刚刚掏过厕所，还戴着塑料手套的手摁着我的头让我鞠躬道歉。我这十几年都是被人哄着，捧着，惯着的，哪里向人低过头。顿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屈辱感涌上心头。我梗着脖子，当时真有一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向你日本人低头的“豪迈气概”。
　　阔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愤怒、委屈和无奈。她招招手，意思好象是要我和她出去。“她会不会要我赔？没钱会不会打人？听天由命吧。”我默默地跟随着她走出了厕所，她开始向我问话，我一句也听不懂。看她的神态还和气，我只能拼命地回想起上午刚在日语学校里学来的日语，结结巴巴地说：“我…叫…朱迅，我…是中…国人。”那位阔太太感到实在不能和我交流，于是从包中拿出两个包得很精致的饭团，做了一个吃的动作，柔声说：”可怜的孩子，好好干吧！”最后一句我听懂了，她在可怜我！这句话对于一向高傲的我，可以说是震耳发馈的伤害，比打我骂我还要刺痛我的自尊。我目送着那母女俩优雅地走开，还没走到大门，只见女儿拿出一张湿纸巾给她妈妈擦手，好象在埋怨她怎么去碰一个扫厕所的外国人。那妇人擦完手，顺手把它丢进了垃圾筒，还回头看了我一眼。一股不可阻挡的寒意涌上心头，让我浑身紧张，手里捏着的那两个冰冷的饭团已经变了型。
　　走回厕所，日本老太还在叨咕着。我既不想听也听不懂。走进里面，反手插上了门。看着手里的两个饭团泪水奔流而下。“天哪！这就是我要接受的现实吗？”我狠狠地把饭团扔进便池，不停地按着冲水扭，水声轰隆，奔流而下，掩盖了我的呜咽，冲走了我的骄傲，也惊醒了我的樱花梦……天知道是怎么扫完这18层厕所的。
　　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走在回家路上，鼻中仍残留着“纸篓”中女人们用过的生理用品的恶臭，让我真是下辈子都不想做女人。心中也再无初到日本时的兴奋。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了这不是拍电影，而我也不是在演戏，这就是现实。而这现实是我自己选择的，背水一战，毫无退路。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就这样，我开始了日本的留学生涯。生活中已没有了掌声，没有了喝采，没有荧光灯。18岁的我，面前只有看不完的脸色，洗不完的便器，背不完的日语单词。随着日语水平的增高，我换了不少工作，但生活总是上学，打工，回家，三点一线。我尽量缩短睡眠时间来多背几个单词，多打几个小时工，几次差点昏倒在电车上，只有自己握紧拉环硬撑着才没有倒下。咬牙苦拚赢得了回扳，我终于在1991年10月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有资格考大学了。
　　由于过度劳累在临考大学前我还是病倒了。血管瘤让我两次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麻醉药药性过后，我痛得死去活来。在四面漆黑一片的病床上我哭喊着“妈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拥抱我的只是透过窗帘射过来的温柔月光。一动也不能动，替我擦去泪水的只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信念。
　　由于我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只接到一所私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筹集120万日圆的入学费用，刚出院的我又开始了打工。端盘子时，托盘的重量曾经让我的伤口两次撕裂，血水，脓水和纱布黏连在一起，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味道。筹措不到昂贵的120万，我只有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擦去头上的冷汗，我又得笑面迎人，手中盘子却重似千斤。姐姐心疼得落泪，却也无能为力。
　　不知是不是我的这番苦拼感动了上苍，上大学不久，机会终于来了。NHK（日本广播协会）中国语讲座在招收新人，北京老乡修建说要带我去面试。当时我根本没有打算能进入日本的艺能圈，只是想在电视台打工，每小时的收入可能会高一点儿。我再一次穿上了当年剧组朋友送给我的蜡染衣裤前去面试。很幸运一试即中。可是当我第一次走进NHK的演播厅时，不仅潸然泪下，积压在心中三年，不去想，不敢想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摄像机，闪光灯，麦克风一切似乎那么熟悉，又似乎那么陌生，我试着站在主持台前，心中那把熄灭了三年的火又燃烧了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我，我喜欢这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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