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婚姻的角度看，女人爱男人什么，灯光聚于何处为最佳？可以有许多选择——容貌，地位，金钱，学历，才能等等，但高桥敬子给我们的启示并不在上列各项，而是：活法。

活法，用现代话，叫生活方式。

女人以爱男人的活法为最佳选择，我以为。

四十岁的班忠义已经有自己一整套成型成熟的活法了——一个为他活着的活法，一个为苦难人生奉献的活法。

班爱女人和孩子。他的主题是受苦受难的女人，受苦受难的孩子。

举一个例子说明他的活法。

班有许多母亲，其中之一是韩国人。二战期间，十七岁的郑素才被日本人强制为慰安妇，在武汉呆了两年。后来一个国民党军官爱上她，跟她结了婚，1947年带她回到湖南省双峰县老家。就这样，郑素才变成郑顺意，慰安妇变成护士，一个韩国妇女在中国农村土壤上扎根了。乡人待她不薄，她待乡人也厚，渐渐地她与土生土长的国人混成一片，甚至连韩国话也彻底遗忘了，只是在内心深处一直隐藏着一个愿望——死前，回生她养她的韩国家乡去看一眼。这个愿望随着年纪的增长一天天强烈。改革开放以后，希望似乎突然展现在眼前，但具体操作还是很困难，从中国乡村到韩国的路途还是太遥远。况且，她已经年过七十，对家乡的记忆已完全模糊，只留下几个含混不清的发音为“重庆南道”；乡里有一座石头山，面对着一条大河；还有一个叫黄珊的邻家小朋友，其他记忆就连成一片了。

班与“郑母”顺意的母子缘只为时一年。1996年，在班进行援助原慰安妇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接到湖南省第一个邮递员寄来的信，说是其地有个韩国出身的原慰安妇。班立即乘飞机去看望她。相见之下，班为郑母及其活法所深深打动。郑母身体不适，住进医院检查，被医生诊断为肺癌，最多活不过五个月。班觉得再不为郑母找到她的韩国家乡，那这一辈子她的愿望就没有机会实现了。他开始作准备，对着电视、磁带学了四个月韩国话，然后从日本买了张机票，只身乘飞机到了汉城。

一个熟人朋友也没有，除了那一句搞不清方位的“重庆南道”外，什么线索也没有。班想先到韩国的一流大学，找个懂中文的人帮他确认郑母家乡的方位。考虑到国立大学的人比较傲慢，他就到了一家私立名牌大学，那里有个外国语研究所，懂中文的人没有，但有人懂日文。一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很热情，听他说要寻找“重庆南道”后，就告诉他，不叫重庆南道，是忠清南道。有两个地方可能的是，一个在海边，一个在河边。班想郑母只对他提过河没提过海。

那就去有河的忠清南道吧。他决定了。

从汉城坐车到河边站，下车后他就茫然了。忠清南道是一个县，跟中国的县一样，这么大怎么找？恰巧看到一个过路小伙，他就用结结巴巴的韩国话向他请教，接下去该怎么走，到后能找到小旅店住吗？没想到小伙极热情，帮他查了班车时间后还说：“你可以住到我朋友家去。” 小伙当场就给他朋友家挂了电话，朋友不在，家里只剩下他母亲一人。“没关系，我跟伯母说好了，你晚上就住过去。”还教他下车后，给司机电话号码，让司机帮着打一个电话。

果然一切顺利。小伙子的朋友住四楼公寓，他母亲脚不好，却跛着脚下楼来接他，还准备好了一桌饭菜等着，弄得他很过意不去。但总算到了郑母所说的“重庆南道”了，他有了一点安心感。第二天，最初打算找公安，但看到门口站着一个拿着木棍的人后，就转身进了公安局对面的村公所。

接待他的是个年轻姑娘，不会说日语，看到他，就叫了一个会说点日语的小伙出来接待。

“这个人嘛，电视台也来人查过她的户籍，没找到，又回去了。”

电视台？他愣了一下，那些人可是些猎犬，让他们翻过的饭菜，还能有剩的？

他有点失望。但不管怎样，既然来了，就先去看看郑母说过的石头山和大河吧。他让小伙找个向导带他去了。

果然是一条大河，滔滔不绝的河水从天边来，再流回天边去。他有种直觉，郑母的家，一定就在附近。找母亲说过的黄珊老太吧，他打起精神，七十来岁的人，或许还活着。

他顺着河沿下去，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酒店。店里坐着几个老人。他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黄珊的老太。

“黄珊？晓得啦。”一个老太说。

一丝光线从天边升起，他兴奋了。老太叫车马上领他去一家小工厂。他看到一个跟郑母大约同样年纪一头黑发的老太，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郑母的照片让她看。

“没见过。”那个叫黄珊的老太看了看照片，摇头说。

“你再仔细看看。”他急了。

“唔，不认得。”黄老太还是否认。

这么小的村里，不致于有两个同样年纪同样名字的人吧。可是不管他把照片左摆右转，怎么说，怎么劝，黄老太就是否认她认识照片上的这个女人。班失望了，最后只得离开小工厂，回到他昨晚住过的“家”。

朋友的母亲钓了鱼，饭菜比昨天晚上更加丰盛，可班一点胃口池没有。路好像走绝了，下一步他要怎么办呢？

第二天一早他站在窗口前发呆，突然看见昨天村公所里那个说点日语的小伙出现在对面楼道里，最后走进五楼的一个门里。

“对，就找他，查档案去。”他头脑一热，发疯似地冲到对面五楼，狠命敲门。

开门的是个老头，他叽叽呱呱地用韩语说他要找刚才进去的那个小伙。老头以为他是疯子，要把门关上，他死劲顶。小伙出来了，答应带他到村公所，打开档案室，还帮他查。

村里所有姓郑的档案都找出来了，就是没有郑母的名字。他还不死心，找吧，把全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全访过，这样小的一个村，他不相信就找不到一个认得郑母的人。

他拿着母亲的照片挨家造访老人，但他们全都摇头，没人认得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山穷水尽，绝望吧！他对自己说。但冥冥中他似乎看到郑母焦虑的眼睛。不，不能就这样放弃！他打了个电话给汉城大学那个懂日语的小伙，叫他赶来忠清南道一趟，帮他当个翻译。小伙二话没说同意了，答应第二天下午三点到。

也许是老天不负苦心人吧。终于，当年母亲男朋友的姐姐，一个八十来岁的老太，看着照片说：“我认得她，她姓郑。” 那一瞬间班的激动不是用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

这里不止有奉献精神，光奉献不够，那种锲而不舍，那样挖空心思，为了实现一个偶然相识一年的老太的愿望，人能够做的都做了，人不能做的也做了。但在极大多数人眼里，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一种微不足道的愿望，值得？

有人把实现这种微不足道之人的愿望当作自己一生的使命，每年都飞越重洋、翻山越岭去探望她们，把她们当作一回事，当作一个人，一个村一个村走，一个省一个省飞，十年了，班把自己投入到原慰安妇老太太们的怀抱中……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这种人，但班把自己叫作“俗人”。

现代中国有这样的“俗人”。

以后，班又多次往返于日韩中三国之间，为郑老太太联系回韩国的签证问题，送她回到了韩国。老太太最后死在韩国。他又依照她的遗嘱（葬在她丈夫身边），与韩国交涉，把她的骨灰送回湖南家乡。

最初班并没有想拍片子，只是用随身带的录像机把郑母的这段寻乡记用录像记录下来而已，但看着看着，自己被感动了，就以此想来感动人，于是整理成一部片子——王母郑氏——郑老太太的故乡。片子在台湾获得记录片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