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于珍（假名）在日本丈夫的陪同下来到日本入国管理局“出头”，办理黑转白的手续。在等待室的时候，她轻轻地把手放在日本丈夫的膝盖上。她知道，这是能让入国管理局官员相信他们俩的婚姻真实的一个小细节。这一切，都由朋友预先教好，为了万无一失地取得日本定住资格。

日本丈夫叫大泽。是一个中年的出租司机，两人在陪酒酒吧相识，相识不久，他们便谈好了价格和条件，并办理了结婚手续。以后，何于珍和自己的中国男友一起租借了绫濑车站附近的一幢半旧的两层小楼，让大泽搬来一起住，开始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活。在何于珍看来，这只是一种手段，为了在日本留下来并生存下去的手段。

目前，入管局对国际结婚签证“黑转白”的手续查办得越来越严。为了杜绝假结婚骗取定住签证，入管局可谓是绞尽脑汁：前几年还仅仅是入管局官员深夜电话或突然家访，查看夫妻两人是否同居，而近两年又开始编出一套生活问题进行夫妻分别面试……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针对入管局的严查严堵，企图经过婚姻久居日本的华人又想出了同居一屋——假结婚却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方法，以求蒙混过关，取得合法在留资格。

由于不少华人女性在假结婚的同时，本身就有心心相怡的情人或正式的丈夫，所以近几年来，三人（两男一女）同居的现象越来越多，渐渐成为骗取结婚定住签证的安全方程式。

然而，这终究不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它承载了太多非人性的东西，也承载了太多的眼泪和无奈。

假丈夫的幸福感

大泽带着何于珍去入管局领取一年的特殊在留资格。

他明白，这是违法的，自己只是何于珍定居日本的一个棋子，但他心甘情愿。也许是缘分吧，从一开始他就对何于珍充满了同情。

一直独身的大泽和何于珍相识在东新宿的一个陪酒酒吧，何于珍是那里的陪酒女。不知道为什么，大泽看到何于珍的第一眼就喜欢她。说姿色，何于珍并非千娇百媚，但她的眼睛很大，浑身上下透着一种中国北方女人的朴实，说话谈笑的声音很响，会用很不标准的日语讲一些傻里傻气的话。和这种女人在一起，大泽有说不清楚的轻松感。他接二连三地来到这家酒吧，还请何于珍出去吃过一顿便饭。

一天晚上的事情，给大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天，大泽刚坐下不久，邻近的一个酒吧的小姐便冲了进来，用带着上海口音地日语叫着“条子来了！我们酒吧刚刚被查，你们动作快一点……”酒吧妈妈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冲到何于珍面前抓起她的胳膊，把她从沙发椅上拎了出去：“珍子，还不快走！”何于珍面色苍白，脚步零乱地逃到化妆室。后来一个陪酒小姐告诉大泽，何于珍从化妆室的后门溜走了。

大泽这才知道，何于珍黑户口的身份，在日本没有合法的身份。要是万一被入管局查出来，就只剩下遣送回国的一条路了。

之后，大泽好几次去那家酒吧都没有遇到何于珍，酒吧妈妈桑轻描淡写地说：“最近外面风声急，我让她不要来了，不然被查出来，要倒霉的可不至她一个人。”

大泽突然觉得何于珍很可怜，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求生活就不容易，何况连一个正式的身份都没有。他不知道失去工作的何于珍怎么生活下去，又担心她会真的被入管局抓起来，于是他拨响了何于珍留给他的手机电话。

两天后，两人在池袋的伯爵咖啡室见面了。何于珍第一句话就是：“大泽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接着何于珍和盘托出，讲了她的计划：“大泽先生，我知道你是单身，所以只有你可以帮我。你能不能和我结婚？”

大泽怔在那里，半天缓不过神来。

“当然不是真的结婚，是假结婚。不瞒你说，我有未婚夫，他和我同是黑龙江人。我们只是想在日本生活下去，你不知道我们的家乡有多穷，一家人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土豆和白菜。”何于珍说着眼睛就红润起来了。

大泽看着这样的何于珍，感觉她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善良的女人。他想：至少她没有因为自己的居留资格抛弃自己的情人。这一点还是可敬的。

于是，他们谈起了条件，何于珍说每次签证给他250万日币，直到她领到日本国籍。同时，她和男友会借一套房子，让大泽一起住：“房租你不用担心。但水电费，我们一人一半。这样，你就可以在这几年里储够钱，再娶一个像样的媳妇。”

“为什么要住在一起？”大泽提出疑问。

“你不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入管局查得很紧。”何于珍回答得很干脆，“必须这样，我和男友都不想冒险。”

于是二男一女的新婚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大泽住楼下的小卧室，而何于珍们住楼上。

何于珍的男朋友韩云是一个勤勤恳恳的人，每天要打二份工，天天都下午出门，第二天早上才回家。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大泽都感觉奇怪，这样不太正常的生活如何可以过得如此滋润？他不知不觉习惯看着何于珍和韩云穿着便服在屋里忙来忙去，也渐渐习惯了何于珍的做饭味道，喜欢她做的猪肉冻豆腐，酸菜瘦肉汤。大泽发现自己的生活变了，何于珍和韩云几乎包揽了一切的家务，洗衣服，晒被子，做饭……家具上再也不是厚厚的灰尘，被子是香香的，睡衣是干净的，每天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卧室外的沙发上。

三人从来没有吵过架，大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不善表达，而何于珍和韩云比较开朗，经常用很不流利的日语开大泽的玩笑……自从住在一起后，大泽感觉自己的生活快乐了很多，至少偶尔想喝酒的时候，在家里会有两个人陪着他。

何于珍经常教大泽如何应付管局。经验多得让大泽咋舌。当然，大泽也学得很努力，因为三个人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入管局晚间来了查寻电话，大泽就会应付自如地说：“你等一下，她现在正在洗澡间。”然后，跑到楼上把何于珍叫下来；他亲切地和周围邻居称何于珍是自己的老婆，说韩云是自己在工作单位的同事，以防日后入管局暗中的“群众调查”……

尽管大泽非常明白万一入管局知晓真相后，自己会面临怎么样的人生，但是他还是愿意这样做。从某种角度上，大泽已经把这两个中国人当作了自己人——朋友或者是兄妹。他很想让这两个人安定地在日本住下，在他心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他们不是坏人，他们都不容易。”

这是一种邪恶和善良交织的生活。不管如何，大泽还要和何于珍及韩云愉快地生活四年。

他很享受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对三个人都有好处，盘算一下，他银行存折光今年一年已经多了近400万日币，这是一个普通出租司机做不到的事情。

真实的谎言

据了解，为了防止假结婚者获得合法签证，入管局设立了很多生活上的问题，以提问前来办理“黑转白”手续的国际结婚夫妇。比如：“昨天晚上，你先生是穿着什么颜色的睡衣睡觉的？”“你先生平时最讨厌吃什么东西？”“昨天你丈夫是几点回家的？”等等，这些问题往往只有生活在一起的两个人才能准确回答。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在一起变成了取得签证的先决条件。于是，对那些夫妇来说，尽管结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谎言，但是生活在一起却是不争的事实。

钟晓来日本前，就有同乡人告诉她：“移民美国和日本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入境难度很大，但是待时间长了，总有机会可以黑转白留在美国，日本就不同，入境很方便，但是要想留下来却很难，黑户口除了与日本人结婚没有出头之日的。”考虑再三，钟晓选择了日本，因为她是女人，希望找一条比较容易的方法出国。

为了出国，钟晓说了很多的谎，伪造了学历和工作经历，前不久她还伪装了一场婚姻。有时候，连她自己都无法相信来日生活竟然是这样一场彻头彻尾的谎言。

和钟晓假结婚的是比她年少2岁的日本小伙子金子宏，是钟晓打工时候认识的同事。金子宏是一个“围城论”者，不相信婚姻，不相信爱情，于是他们这次合作完全是金钱的关系。钟晓说：“那是个很懒的日本男人，不肯好好工作，而且喜欢打老虎机，他母亲也拿他没有办法。还好，我一年200万救了他的命，不然他得靠老母的退休金过活。”

这200万的假结婚费用还包括，金子家给她提供一个8贴大小的房子。那是她自己的天地，门上装了锁，金子宏和他母亲是从来不踏进来一步的。

“我是结婚以后才有男朋友的。男朋友是我福建省的同乡。谈不上喜欢和不喜欢，最主要是一个女人一年要交出去200万，日子过得太紧了。想想看，一个月近20万呀！”钟晓答应男友，获得永居或日本籍后，就和他结婚的，“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不然，他干吗心甘情愿地为我付这笔费用？”说这话时，钟晓的脸上有一种理所当然的表情。

男朋友有时候会来钟晓的小屋住，但有时因为忙于打工，很久不露面。男朋友来时，金子宏的母亲偶尔会送一些家常小菜或和式点心过来。她是一个聪明的老太太，懂得如何去处理在同一屋檐下的人际关系。

去年钟晓怀孕，金子家的老太特地陪“儿媳妇”走了一趟入管局。闹了很久，入管局才犹犹豫豫地把迟了整整一年的特殊在留资格发给了钟晓：“小孩子是入了金子家的户籍，正宗的日本国籍。我等于又多了一份保障，日本政府总不能取消一个人的国籍吧？我就可以凭着孩子留在日本。当然，金子家为此又获得了一笔不小的收入。”真的是机关算尽了。

在钟晓的眼里，一切的人际关系都是互相利用，都是金钱和利益的交换：“像我们这种人每天想的是如何更好的生活下去。什么爱情，什么情感，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奢侈品，就像挂在墙上的名画，一点也没有实用性。”

陌生女人的来信

记者曾经收到过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在信里，她哭诉自己如何受到邻居老太的欺侮：“……她经常会打开我们家的垃圾翻来翻去地检查……我进进出出，她一直用很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有一次我看到她在走廊里和另一些女人议论我，神情怪怪的，真让人受不了。……这种日子真不能过下去了，她明显是歧视我们中国女人……”

为了这封陌生女人的来信，记者走访了神奈川县的一幢县营住宅。信里那位陌生女人所说的邻居老太在她干净的客厅里接待了我。

桌上是日本线茶和日式煎饼。老太给记者的印象并不刻薄，相反很温和，她穿着和服，头上挽了一个很简单的髻，一看就是很老式的日本妇女。

对于记者的提问，她有些吃惊，连连摇着手，说：“没有没有！，我怎么会欺侮她，但是隔壁那一家人实在是太奇怪了！我怎么想都想不通那家的中国妻子是怎么回事！”

老太说出了她的疑惑。她说，隔壁什么时候结婚的，她不知道，因为隔壁没有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办喜宴，向左右邻舍发喜饼：“这一点，我再古板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人都不兴这一套了。”

直到隔壁伊藤家门牌上又并列地写上了一个“余”字，老太才知道那个伊藤老头又结婚了。这个“余”姓中国女人蛮漂亮的，人高高的，清晨丢垃圾时会笑着和邻居打招呼，看上去蛮懂事的。邻居们都说，那个拿政府生活救济的伊藤老头真是福气，娶了一个漂亮的中国老婆。

但是结婚没有多久，怪事就发生了。伊藤家就又多了一个人——一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一开始，我还没有注意，以为是伊藤家的朋友，但是后来进出频了，才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有一次，我居然看到那个中国女人挽着小伙子的手出外，顿时就觉得犯了糊涂，我们都是过来人了，这种亲热地挽手方式一看就能了解两个人的关系。更令我不解的是，夜里很晚那个小伙子都在伊藤的家里。我的卧室紧靠着隔壁的浴室，深更半夜经常听到隔壁浴室传出来男女嬉笑声，用的是中文。那个伊藤老头是不会讲中文的，而且也不是他的声音。”

有一次，老太曾婉转地向伊藤老头提出，希望他们家晚上安静一些。而伊藤老头木木地道歉：“昨晚，老婆来朋友了。太晚吵了你，真不好意思！以后一定注意！”

朋友？接待朋友怎么会在浴室？邻居老太无论如何都想不通。最后，她只能暗自得出答案：那个伊藤老头太好欺侮了。那个中国女人也太放肆太坏了，把日本丈夫当傻瓜，婚外恋搞到家里来了，这太让愤慨了。

老太愤愤地讲出了自己的结论。但记者却雪亮一片：这又是一户“假结婚”的人家。

记者离开神奈川那一幢县营住宅的时候，心里很是疑惑：难道日本真是天堂？让中国女人冒着风险扯谎？留在日本，她们是不是真的幸福？非人性的三个人的世界中真的不会起一点点风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