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十年代初，自从进中国京剧院当了编剧，我一直就怕进票房，票友一沾上就扯不断，他能从几千里地之外赶到你家里，有事儿没事儿跟你聊上半天。你急得编瞎话，说要出去买东西；票友则跟了去，他说他买东西会还价，便宜；你说你一会儿要招待朋友吃饭，他说由他掌勺，手艺受过专门训练。这次到东京，原定没有进票房这一项，可后来日本朋友（东京大学的几位教授）连劝说带起哄，我就没词儿了。但事先声明，“如今嗓子没气”，唱不了啦。

    票房设在一座小楼之上，坐电梯上去，没注意几层。日本的电梯间都很狭窄，但一出电梯的门儿，就陡然宽敞。桌子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可以把演唱的情况录下来。朋友的妻子是这儿的常客，她分别给我介绍了各位，其中华人的年纪在70岁的居多。最后介绍到一位最老的，问其年纪，“97”；问其姓名，“钱培荣”！了不得———他是孟小冬的学生，其实年纪比孟还大些！我今天算是来着了，马上就凑过去自报家门，并打听他各方面的情况，大约他很久没接受专访了，所以也兴奋，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演唱开始，先女后男，先日本人后中国人。东京大学的山下教授唱姜（妙香）派小生，真是不易。我心里暗叫“不好”，就凭我那两下子，还怎么张嘴？马上，中文系主任冈晴夫教授又接着唱了，是老生，还拿着一本《戏考》看一句唱一句，我心暗叫“越发不好”———这种诚意摆在面前，我又怎能不张嘴？并且，晚张嘴不如早张嘴———我立刻走向麦克风，一鞠躬：“我来段《空城计》。”琴师是从上海京剧院过来的，一抬头：“调门？”我答：“六字吧。”别人暗暗点头，我心说，当年在新疆唱过“六半儿”呢。

    胡琴响起，我沉着站定，开始运气。顿时，想起30多年之前在新疆唱样板戏的时节；我也回忆起在中国京剧院工作当中，有些“角儿”正在吊嗓子，曾好意劝我“也来两嗓子”。我一听有些不高兴———你们张嘴的是艺术是流派，到我这儿，就变成“来两嗓子”！行了，都歇着吧———无非是各干各的吧。如今想想真是后悔，当初如果录了音，今后岂不是多添出几种版本？比如有某名伶与我“合作”的《四郎探母》或者《群英会》……当然，这是笑谈！但胡琴过门中居然想到了这些，就险些误了张嘴！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当中我唱低了一个音儿，但周围照样给“好儿”，于是接唱第二句。“评阴阳”的“阴”字，我极力用脑后音去唱，周围却没反应，我泄了气，唱完便一鞠躬：“就两句吧，再唱嗓子就‘刺花’了……”周围礼貌鼓掌，我算是解脱了。

    不一会儿，大家轮番唱完，该吃饭了。下楼，一拐弯，上另一个狭窄电梯，在某层停住。门打开，原来是上海“新亚饭店”的分号。果然，菜不错，很不错。看来，票京剧也得全方位，“戏”上得严格，吃饭上也不能马虎。邻座是个女孩儿，刚才唱过青衣，大体是张（君秋）派，味道不错，可嗓子的本钱差些。别人给我介绍，说这是张君秋的外孙女，我脱口说：“味道不错，就本钱……”“就本钱差些……”———好一个爽朗的年轻人。原来她现在东京艺术大学学美术，正准备考博士。我问她怎么不继承家学？她则说：“您刚才都说了我的本钱不够，其实我也早知道，所以戏只学了一半，就去中央戏剧学院改学了美术。国内学完了，又跑到日本，先拿下了日语，才报考了艺术大学。”我问：“你姥爷追悼会上，你们张门后代和弟子‘一水儿’地黑西服，真漂亮。你当时也在其中么？”“我辈分不够，同时，我已经出国，不干这行儿了。”“放弃了京剧，不觉得可惜？”“干不成专业，我就干业余。干专业的有忧患，干业余反倒挺上瘾。如今我时常在日本‘走穴’，有时一个人出去，有时两个人，既介绍了京剧，同时也挣些钱。每回不多，就挣3万。我都27了，当初花了许多钱来日本，今后只有勤于打工，自己贴补自己吧……”

    我心暗想，她或许是大陆京剧名伶第三代中最要强的一个。我把这想法悄悄和朋友一说，朋友也完全赞成。

    吃饭过半，一位80开外的老者先行退席，他家住横滨，要“打的”回家。横滨距离东京多远？旁边有人说：“就和北京与天津之间差不多。”

    看来，票戏也需要有相当的经济基础，太贫寒了票不起戏，至少是票不深。朋友凑在我耳边小声说：“今天在座的这些老人，无一不是亿万富翁（1万日元合人民币700元），他们年轻时在日本苦干了许多年，晚年富裕了，人也老了，希望借助票戏来解除寂寞。”

    饭毕散会，人们三三两两散去。从一个地铁进去，然后兵分几路。我发现，一位80岁老人硬要送张先生的外孙女一段路，明明绕了路，他依然坚持送。这一老一少挤进另一趟车，消失了。

    看着我不解的神色，朋友说：“老先生这么做，无非是想替那孩子多买一程的车票。”

    我听后，一直默默无言。这毕竟是张先生的后代，要是在从前，张先生的家人绝对不至于，同时也不允许。但毕竟时代不同了，又只身远在东京，有人想帮助自己的孩子，那又有什么不好？

    正这样想着，我和朋友也已到站。思索么，也就适时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