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 《东京八年记事》-第二章 打工生活
那天是个星期天，外面下着小雪。11点开店，10点钟到了后，我就帮着别人准备开店的事情，厨房里只有台湾人赵先生在做冰淇淋。
由于日本人工费很贵，所以村上老板经常安排台湾的员工到日本来工作，既当培训又可节省聘请日本员工的工资。所以经常有台湾来的村上公司员工在我们店里帮忙，但这些人都是以旅游签证来的，只有3个月时间，3个月完后再换其他人。
赵先生是台湾村上公司的员工，刚从台湾到日本来帮忙，我刚来时的很多台湾学生临时工已经回国了。当天，还安排了另外一个日本员工上早班，但那一天他迟到了，开门后还未到。
刚开始营业，大林太太就到了，看见厨房有些准备工作没做很生气，接下来我又是被一顿臭骂。赵先生和我不太熟悉早班工作，所以两个人都未做相关的准备。
骂我时我还是什么都听不懂。大林太太离我稍远一点的时候，外面工作的一个台湾女孩就对我说：“李，你知不知道他骂你什么？”我说：“不知道。”那女孩对我说：“她再骂你，你就用中国话骂她。”可以看得出，作为旁观者她也很生气。
骂了一会儿，当天上早班的日本人来了，他看到大林太太正在发火，就不声不响进了厨房。大林太太看见他，对我说：“你今天12点回家去，其余的工作不用你干了。”那天本来我要干到晚上9点，但天气不好，客人不多，大林太太要赶我回去。我知道自己又成了别人的替罪羊。
那天外面下着小雪，一个人在街上走了一天，不知道该去哪儿，也不知道哪儿可去。两次无故挨骂，觉得很委屈，也很无奈。 两年后，有一天我和川上太太聊天，她对我说：“李，当时你真了不起，是一个男子汉，要是当时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会和大林太太大吵的。”我告诉她：“当时不明白大林太太在骂什么，现在我也不明白她骂了什么。”川上太太说：“不明白最好。”
当时不太清楚她为什么会说我是男子汉，现在想想大概是大和民族以和为贵，为和而必须要忍，特别是弱者面对强者时。忍是在日本社会生存的一个重要手段，工作后，我对这一点有更深的体会。
这以后，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工作时间被减到很少，排班的时间也不好，有时一天在路上跑的时间都比上班时间长。
我想另外再找工作，也托在店里工作的台湾人帮我找，但不景气已经来临，对新来日本的人来说，实在不好找工，最后还是没找到。
接下来几个月里，我的工资只够学费和房租，伙食费都没有着落，生活可以说是节省到了极限。
住得远，又没有冰箱，没办法存东西，只能当天买当天做。每天早晨一块面包加一杯饮料，中午上班前，在学校吃饭，买一杯方便面再加一个面包；经常去的便利商店有时会将早晨煮的没卖出去的鸡蛋给我一个。晚上那顿自己做，回家的路上买点最便宜的面条和青菜。每天吃完晚饭已快半夜。
就是这种生活也经常维持不下去，常常到了吃饭时间又没钱，只好向别人借一顿饭钱。凑和一天，再向关系较好的中国人借上几千日币，再将借别人的小钱还给别人，大半个星期就过去了。这样借了别人多少钱较好记，发了工资马上还，又没剩下多少钱。
有几次，中午实在没钱，也没人可借，但银行里还有一点钱，也只有硬币而无纸币。可以取硬币的提款机很少，跑好几家银行，提出那点硬币凑出一顿饭钱。
一个人生活，很多事不明白。水电煤气的账单直接邮寄给住户。收到后看不懂，就拿到学校问同学。第一次将电的账单拿到学校后，一个同学看后对我说：“你的用电量很少，电力公司不值得收你的钱，可以不用交电费。”
现在想想当时很天真，日本的水电煤气不管用不用，每个月都要交一笔基本使用费，说是设备安装维护费。而国内刚去的很多人原来都是生活在单位的圈子里，水电煤气交使用量的费用，都不明白还需要交设备费。听了那位同学的话，几个月没交水电煤气费，当时也无钱可交。两个月后，电力公司来了一封信，告诉我再不交费就要停我的电。
每次我去交费，使用量都很少，水电煤气都只交基本费，我觉得划不来。很快，我将煤气停了改用电，这样就可以不交煤气费。买了一个电炉，才花了两个月的煤气基本费用。
这期间，大林太太每天上班也觉得吃不消，她也知道大家都不喜欢她。每天早晨需要一个固定的人来做冰淇淋，需要有人来管理这个店，台湾的赵先生回去前请了一个日本年轻人做店长。平时大林太太不在，有时来转转。随着夏天的临近，冰淇淋店的生意会逐渐好转，所以我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善。
新店长来了不久，新学期开始了，我也需要再申请延长签证。日语学校学生的签证每半年延长一次，每次视学生的学习出勤情况延长3个月或半年。
申请签证时，需要学校开成绩证明、出勤率等材料。交下一学期学费后，学校才给出具这些材料，之后才能去日本入国管理局办理手续。
当时我没有一点余钱。打工后只是第一个月有点钱，拿到工资留下基本生活费，其余的全部给了王丽。这时再交学费实在没钱，没办法只有打电话向王丽借钱。王丽答应再向我的担保人借钱，但只能借一半学费，另一半还得自己找。从国内来时带的美金还剩三四百块钱，全兑成日币还缺十来万。最后只能提前支取工资了，当月可支取的工资有近十万日币。
我向店长说明情况，店长不能决定，打电话和大林太太商量。商量的结果，大林太太同意提前付给我20多天的工资。过一两天，大林太太将钱给我送过来。
拿钱那天，店长给我一个借条，让我签字。我看到借条是这样写的——借条：借款人李雷借10万元日币，李雷同意这10万元日币在工资中扣除。另外，李雷同意从下个月开始，每月发工资时将一部分工资作为下次学费存于大林太太处。
看了后心里不是滋味，如果将工资让大林太太存起来，就没办法还担保人的钱。夏天要到了，冰淇淋的生意也快好起来，大林太太每天只安排我工作几个小时，根本没办法活下去。我已开始另找工作，将来辞职，大林太太拿着我一笔钱，还是挺麻烦……
但当时没办法，无路可走，只有签字盖章借钱。
我没带章，最后就用签字加按手印来代替，一式两份，大林太太和我各拿一份。按完手印，我想起了杨白劳。没想到我会有这一天，按手印向别人借钱。
拿到钱，离签证到期只有两三天了，好在已和学校说过，所以他们早就帮我准备好了资料。交钱后，拿到学校的证明材料，当天就去了入国管理局。
在等待签证延长申请时，第一次目睹了日本的官僚作风。在日本的大部分亚洲学生都是靠自己打工赚钱生活和交学费的，处理留学生签证申请时，官员会问：“你在日本的生活费和学费是谁负担的？”留学生回答：“我的担保人给我负担的。”官员再问：“你的担保人是怎样给你钱的？是不是通过银行汇的？”留学生就会说：“不是，每个月我的担保人给我现金。”最后，官员会说：“下一次，请让你的担保人通过银行给你汇钱，这样我们就能确认担保人是否每个月给你足够的生活费。”留学生：“我知道了。”这样，就算完了。
实际上，这些官员并不相信有那么多好心的日本人会给留学生负担学费和生活费，更不要说实际上还有日本人借当担保人而赚钱。我在日本期间，没有碰到一个日本保人每个月给他所担保的留学生生活费和学费，除非那个留学生与保人有特别的关系。
轮到我时，我也像别的留学生那样胡说一遍，好像人人的说法都一样，日本人喜欢大家都一样，没费多大事就将签证拿到了。
新店长工作经常丢三落四，做三明治有时会忘放火腿，没有火腿就不能称之为三明治。他和大林太太时有冲突，但他从不占店里一点便宜，真是爱店如家；对临时工要求也很严，不允许吃店里的面包等东西。
又发生一件事，使我对日本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那天店长休息。晚上，做蛋糕的奶油不多了，奶油做出来好几天，也该扔掉了。按工作要求，应将奶油扔掉，将盆洗干净。我觉得扔掉很可惜，就用面包加奶油做成蛋糕；工作完后，和大家一起吃了。
第二天刚上班，店长就严肃地对我说：“李，你昨天干什么了？”我觉得很奇怪，店长说：“你昨天是不是做蛋糕和大家一起吃了？”他知道得这么快，我就承认了。店长说：“我不在时，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向我汇报。无论我在不在，你都应该表现一样，这种表里不一的作法很不好……”过后，我问了前一天晚上和我一起上晚班的一个日本女孩，她承认是她告诉店长的。那天晚上，她丝毫不比别人少吃；可吃完后，第二天就出卖别人。
店里有一个半公开的秘密，这些日本小女孩工作完后会偷偷带一些冰淇淋回家。我们上晚班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她不去报告店长，偏要说我的事。后来我知道，日本人常常这样不相信外国人，利用他们再出卖他们。
语言学校没有重要的考试，只要上学就行了，学习很轻松。工作不好找，很多男同学去工厂打夜工，整夜睡不成觉，上课时不少人睡觉。有的女生做三陪小姐，几乎每个班都有这样的人，大家都知道，她们好像也不忌讳，反而自豪地认为她们日语学得快，口语好。甚至还有先来日本的姐姐介绍后来的妹妹去做三陪。生活所迫，个人有个人的办法，大家都能理解。再说自己的事还顾不过来，别人的事情更无力去管。
学生越读人越少，每次新学期开学，就有几个人不知什么原因不来了。很多人稍学一点日语，能够应付打工，就不来上学了。签证也不要了，留在日本非法打工，赚够一笔钱就回国。
我们班刚来时有十几个人，第二学期开学后有三四个人不来了，其中一个女的是国内大学的讲师。第一学期的最后，她就向班里的同学道别，说她要回国了。但大部分同学都不相信她真会回国，中国人一般都是举债出国的，所以很难轻轻松松地说回国就回国。但这时大家似乎有一种默契，不问彼此之间的隐私。
到日本后，才感觉到日本不是天堂，更不是遍地黄金，每一块日币都是用汗水换来的，在这里生存更艰难。
留学生生活艰难，日本人也好不了多少。神户一家洗衣店的老板有时会将客人忘的或不要的衣服洗干净送到学校，让大家自己去挑。我见过几位年轻的女老师也从那些旧衣服中为自己或家人挑选合适的衣物。语言学校老师的工资很低，有些学生单位时间的工资比老师还高，但日本人有吃有喝有工作就觉得满足了，也没有太大奢望和要求。对这一点我有些不太理解。
上课时，老师不时告诉我们一些日本的怪事。数十年前，东京扩展时，很多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因出卖土地而暴富。这些人为了改变无知的形象，装模作样也要摆点斯文，要读点书。他们以为买书如买菜论斤论个买，还可以外卖，就打电话到书店，让书店的人送几斤书来。
学校里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不管打扫哪间教室，总将吸尘器的电源插在楼道里一个固定的插座里。教室里有很多插座可用，但她从不用别的，只用那一个，线拖得老长，大家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台湾的临时工打扫教室时，用了其他插座，老太太惊慌地告诫说：“那样做很危险，我每次都用固定的插座。”日本人认真仔细，可能是当别人教这个老太太打扫卫生时用了那个插座，所以她就牢牢记住了那个插座，以后每次都用那个插座。有些日本人的脑子很不开化，你教她，她还不信你，实在没办法。
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是“窝里斗”的民族，所以总羡慕日本人的团结合作精神。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日本人的“窝里斗”比我们更加激烈、更不择手段。但日本人胆小怕事，即使相互间斗得要死，工作上也是丝毫不会马虎，更不会互相拆台。这就掩盖了日本人的“窝里斗”，使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团结。
打印本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