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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东京八年记事》-第二章 打工生活
大林太太和店里所有人都合不来，日本人都怕她，不喜欢她，背后说她坏话。新店长年轻，也不喜欢大林太太，他身为店长经常违背大林太太的旨意，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
新店长上任三个来月后连着几天没上班，店里很乱，什么都没人管。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也没来上班，我觉得奇怪。但我不懂日语，不明白日本人背后议论说了些什么。这种混乱状态又过了几天，大林太太有一天告诉我们说店长辞职了，我也就信以为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几个日本人也不来上班了。接着大家就传说店长是被大林太太开除的，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早就不满大林太太，和年轻店长的关系又不错，同时辞职了。
消息明朗后，台湾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打电话给大林太太，告诉大林太太她也辞职了。店里的年轻人几乎全辞职了，这使得大林太太很孤立，大家都知道是她的苛刻逼走了很多人。
一个晚上，我一个人正在厨房洗碗，大林太太跑进来，对我说：“李，我现在不相信日本人，也不会依靠日本人，我只靠你们外国人。”我不相信她，也不知道怎么应付她，就随便吱唔了一声。
她又对我说：“你去告诉大家，我待那个台湾姑娘很好，她不是我逼走的，是她自己要辞职的。”原来是这样，她逼得别人没办法待下去，最后还要让别人感谢她，语言已经很难描述这样的日本人。
一个星期内，年轻的日本人临时工只剩下一位，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在冰淇淋店工作，已干了四五年。另外，就剩下川上太太和其他两三个老太太，再加上我和其他两个中国人小王和小郑。缺少人手，早晨没人做冰淇淋了——冰淇淋店没人做冰淇淋了。
店长辞职后一天，我在学校上课。休息时，老师给我一张纸条，是大林太太让我尽快回她电话。大林太太接到电话后，声音沙哑地对我说：“李，放学后马上来上班，拜托你了。”我猜可能是没人做冰淇淋了，需要我赶快去做。
到了店里，感到有点太惨了。喝茶的地方没客人，平时冰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冰淇淋，可那天全是前一天剩下的，仅有数桶，每桶还不到一半。店里只有三位老太太。
大林太太见到我，说：“没有人替，我们没办法休息，大家还没吃饭，厨房很多事情没人干，你来了我们可以轮流休息了。现在冰淇淋没了，你赶快做冰淇淋。”我什么也不用说，打开机器开始做冰淇淋；干了一下午才将冰淇淋做好，做好后已经快下班了。这样显然不是办法，每天早晨必须要有固定的人来做冰淇淋。
这天以后，一个叫松本的中年人每天早晨到冰淇淋店里做冰淇淋。松本先生原来就是这家店的店长，冰淇淋做了十来年，他是台湾老板公司里仅有的一位日本的正式员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台湾社长开展了很多业务，买卖瓷器、茶叶等，这些业务都需要有人经常出国出差。所以让松本先生去帮忙搞贸易，松本先生就不到这个店来了。泡沫经济崩溃，台湾社长搞的贸易赚钱不多，松本先生也不忙，但他和大林太太不合，加上年龄大了，也不想做冰淇淋了。但当时那种情况，他不做早晨就没人做冰淇淋，所以不得不做。这样，每天松本先生早晨来做冰淇淋，正好我上班前，他将冰淇淋做好。他去公司上班，我来冰淇淋店上班。松本先生经常去台湾，会讲一点中文，我们俩相处得不错。他刚去的时候，还送给我一件很好的夹克。
店里人手仍是不够，松本向台湾老板说，请老板的夫人村上太太帮忙。据说，村上太太是一个只会制造麻烦的人，她去过好几个店帮忙，但都是越帮越忙，大家最后都无法忍受。松本先生和老板谈到请村上太太来帮忙时，老板都不相信还有人会请他太太帮忙，惊讶地问松本先生：“你是说让我太太去你们那儿帮忙吗？”松本先生说了两遍之后，社长才相信，高高兴兴地告诉他太太。村上太太非常高兴地来了。
她来后大家认识到让她来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村上太太是一个胆小无能、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她只会洗碗、收钱和接待客人，所以她主要管接待客人、收款、晚上清点营业额等工作。
村上太太接待的客人点单后，她经常不管其他客人是否同样有单，一定要让厨房先做她的客人的单，即使是先来的客人的单已做了一半。她在店里要忙很多，她见什么说什么管什么。
收款机里的现金有时和统计出的应收现金不太符合，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只要差得不多都属正常。但村上太太来后，每当晚上结账有差错时，就去打听当天谁动过收银机，是否清点好了等问题，让别人觉得有人偷了钱。
村上太太的思维和推理方式很奇怪，这种方式只有日本人才能明白。松本先生告诉我，村上老太太发现现金比统计出来的总数多时，她就非常高兴，认为占了便宜；同时她又想为什么她来后钱就多了，她没来以前钱多了时那钱是不是被人贪污了。村上老太太发现现金比统计出来的总数少时，那肯定就有人贪污。老太太发现现金与统计相等时，她就想为什么她以前清点时现金多，而现在现金少，又要怀疑有人拿钱了。总之，无论情况怎样都有问题。日本人本身心眼儿就小，一点小事都牢牢记在心里，何况被别人怀疑偷了钱，所以搞到最后很多人都不碰收银机了。后来发现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人，别人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让他自己干他又不知道怎么干。
大家都不动收银机，村上太太不在收银机旁，大家也会等她。她休息，也会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管收钱；谁要是动过收银机，那天晚上现金和账不符的话，她一定会向松本先生反映。松本先生又气又没办法，人是他自己请来的，也不好不让她来。何况她是老板太太，经常将她的怀疑和推理告诉台湾老板，并责怪松本先生管教无方。最后，村上太太搞得大家都没办法和她共处。
店里的牛奶、茶等饮料不能当着她的面喝。每天没有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当天晚上应扔掉。有一天晚上，我刚倒掉剩牛奶，她就进来，看见那罐牛奶不在了，就问我：“牛奶是不是没有了？”我说：“是，没了。”她怏怏地走了出去。松本先生就在我旁边，对我说：“她问你的意思是说你喝了牛奶。”村上太太说的日语的字面意思我全明白，我不解地问：“她只是问还有没有牛奶了。”松本先生笑着对我说：“她是说你把她的牛奶偷喝了。”原来是这样，同一句话日本人和外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相信松本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
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尽可能地缩减大家的工作时间。村上太太总是从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从不想别人。一天晚上，晚班的人很少，需要增加人。那时，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店里打工，他白天在冰淇淋店打工，晚上去一家餐馆打工。最后，村上太太请那个中国人晚上请假，不去餐馆工作，而到冰淇淋店打工。虽然餐馆的工资比冰淇淋店的工资要高，但老板开口了，那个中国人没办法，只有听村上太太的话来冰淇淋店加班。离下班还有四五个小时的时候，没有平时那么忙，村上太太想省几个小时的工资，就对那个中国人说：“现在不忙了，你可以回家了。”气得那位中国学生发昏，丢了餐馆的工作，这边也没干成。帮忙帮忙，最后牺牲的是自己的利益。
晚上有时工作会早一点干完，这时村上太太会让大家赶快打卡离开店里，少算15分钟工作时间。但由于她不太了解店里的工作，所以大家都能磨到正点下班。如果我的同胞在外国人面前像村上太太那样做的话，我会觉得中国人的面子全让她给丢尽了。作为日本人，松本先生或许也有这种感觉，时常对我说：“大林太太和村上太太是非常特别的日本人，她们一个是十万个日本人中间才会碰到一位，另一个是一万个日本人中才有一个的人。”
村上太太干了不到一个月，结账时多次出错，但她常将错误归咎他人。最后一次，她出一个很大的错，自己没办法下台，从此以后她就不来了。
那一次，她清点当天的营业额。但不知怎么搞的，现金比收款机上打出的营业额要少上万元日币。一天的营业额一般才十万元日币左右，所以那是个不小的数字。那天晚上，我上晚班，看村上太太将钱来回清点了数遍，脸色很不好，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呀，差得太多了……”我觉得不对劲，但那一天晚上没谁动过收款机，她没有理由说别人。最后，村上太太点完钱，装进皮包锁好，让人存到夜间银行去了。然后，她给松本先生留了个纸条，告诉她钱少了很多，同时将责任推给松本先生，怪他管教不严。
第二天，银行清点这笔款项时发现现金数量和村上太太填的记账单不符，打电话到店里说明情况。原来，前一天的营业额和收款机的统计是一致的，是村上太太清点现金时将钱数错了。这一下，大家都很气。包括收银的日本小女孩都曾被怀疑过，大家觉得不要这个人更好一点。当天，松本先生将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内容，写了一份传真，给村上太太发去。此后，村上太太也不好意思来上班了。
大林太太开除年轻店长前，店里又招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小王。小王和我大约同一时间到日本，他比我年龄小。小王的父亲曾同东京大学某个学院院长一起在英国进修，他的担保人就是这位院长。小王准备上完语言学校，再去上日本的大学。他上的语言学校的学费比我的贵。他的父亲是国内某大学的校长，家里兄弟姐妹很多，他是最小的。我感觉小王是娇生惯养的那种人，工作不太积极。
日本人等级观念很强，先入公司就是“先辈”，后入公司是“后辈”，后辈应该服从先辈，先辈在工作中应该比后辈强。中国人虽然也讲资格，但不像日本人那样绝对。在日本的中国人，更喜欢和日本人一起工作，而不喜欢和中国人一起工作。因为有时中国人会很介意谁干的多谁干的少。
一天晚上，小王厨房地扫了一半，到休息时间他去休息了。当时店里只有大林太太、一个台湾女孩和我，台湾的女孩刚来日本，语言不通，很多事不懂。日本的工作也没有详细分工，哪里忙就去哪里。正好那时比较忙，所以我从厨房出来到外面帮她们。
过了大约半小时，小王休息回来，也许他想我应该帮他扫完地，看见扫了一半的地还是那样很生气，问我：“我去休息的时候，地就是这样；回来后还是这样，你干什么了？”我心里很不痛快，日本人在工作中就不会这样计较，他们也不会这样问比他先入公司的人，就说：“我干什么大林太太知道，你有什么问题找她反映。”他听后更火了，要和我打架。我很生气，告诉他：“没必要在日本人面前打架，特别还是在工作时间，有话下班说。”他无话可说。这个人好像有口无心，下班后又主动邀我回家，一路上故意找我说话，我也就没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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