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的工作上半年比较空闲，忙的在下半年。我来日本以后，他通过了旅行业务考试得到资格认可，常常受派于日本交通公社、日本通运等大公司，带旅行团出国，去中国的机会尤其多。1988年3月日本高知县高中生修学旅行团在上海近郊遭遇列车事故时，K也在苏州。他们两个团体原本预定乘坐同班列车，K的旅行团有人想品尝苏州叫花子鸡，服务周到的K就联系了饭店，改了列车班次，只有行李随出事列车先去杭州。列车出了苏州没多久就发生了撞车事故。事故发生后日本国内电视不停地报道，高中生旅行团的随员凑巧和K同姓，在没有明确事实真相之前日本交通公社非常紧张，不断跟我们联系，报告新情况。晚上十一点半多接到了K的电话，从杭州打来的。他简短地告诉我发生的事，要我放心。那时我已经辞去了所有的工作在家静养保胎，K最担心我受不了刺激再次导致流产。

不少人佩服我的勇气，尤其是日本人，他们想知道来之前我对这个新环境有多少了解，是否有什么不安。我的回答总是不太令人满意，缺乏说服力。要说了解吧，除了见于世界文学史的少数作家作品，还有“资本主义社会”以外我对日本再没有更多的了解。我有过一点儿不安，不知道等待着自己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不过仅仅是一点点而已。我不太善于思考，也不愿意把事情看得太复杂，我觉得K值得信任，我相信他会保护我，也相信自己能够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

K是长子，父亲早逝，他一直跟母亲一起住，我来了当然也一起住。K妈妈待我很好。不习惯做家务事的我来日本后半年多时间除了打扫自己的房间，几乎没有做更多别的什么。K和他妈妈没说过我，我也没在意过。只有在语言学校认识的台湾朋友善意地提醒过我，不能太过分，因为我毕竟不再是大小姐了。直到离开语言学校在家自学后，我才开始比较自觉干家务活。那以后K妈妈常在她的女儿面前夸我，说我帮了她很大的忙。我以为她太夸张。不过我也感觉到了她们对原先的那个我的不满。不知道别人怎么样，说实话，我并不怎么喜欢做家务，真的做起来从早到晚没完没了，而做多了我又觉得烦躁。平时我只做那些不可不做的事，就这样也够忙的。我希望有人能发明家务事机器人，我愿意成为第一个使用者。

我们家不同于一般日本人家，管家的是K妈妈。工作所得由妈妈支配，每个月K得到的不过十余万零用钱，我来了以后也没见涨。上日语学校替我付学费用的是K的积蓄，他妈妈一概不过问。在我的大孩子出世前，她对我明说了分娩费用一概不过问。所谓“亲兄弟明算帐”大约就是这么回事吧。多数日本人家在经济上都分得一清二楚，虽说理所当然，我却觉得太缺乏人情味，到底还是一家人嘛！我之所以只学了三个月就退出语言学校也因为不愿意再增加K的负担，我的自尊心使我不能过多接受资助。大学院的六年我差不多付了将近三百万日元学费，自己的积蓄不够了就跟K借，他没有要求还，可我还是全都还清了，只不过都是无息偿还，比银行借款强。

在家里爱说话的日本男人好像不太多。我以为少言寡语的夫妻没什么意思,交谈也好、吵嘴也罢都是为了增进感情,不是吗?原本不太爱说话的K说他已经被改造了,因为我常常逼着他说话。K的不少朋友希望找中国太太,还希望是像我一样的（我是什么样的？）。K玩笑地对朋友们说,娶中国太太可以,只是不能是像我这样的，因为“比较麻烦”。也许是真话。如果和他结婚的是日本人或者是别一个外国人，可能会省掉不少心。

生活上、工作中顺心的和不顺心的我都愿意说给K听，他有时也会适当地给我一点建议。他也把自己遇到的一些什么告诉我，像对待朋友那样。我们喜欢对各类问题各抒己见，并不一定求得一致，只求能了解彼此的想法。比如他批评我的同胞们锋芒太露，争强好胜，我不喜欢他的同胞们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如果能折衷调和，人类性格将更加趋于完美。K有几个自以为是“中国通”的朋友，以前逢年过节他们喜欢在自己家里请客聚会，似乎比较中国化。饭席上她们喜欢事无巨细地批评我的国家和国民，全然不在乎我的感想。虽说离开祖国后我比较清楚了她的长处和短处，但我不愿意外人对她肆意抨击。我的日语远不足以和人辩论，只能耐着性子听议论。K同样不喜欢那种空谈，聚会了两三次我们就不再参加了。

初来日本时M市原任老市长常常邀请我们参加一些文化活动，让我说来日本后的感想，让K谈对中国的看法。不过这类活动参加了没几次，K就再也不应允了。开始我以为他怕我会觉得麻烦，因为我原本不是热衷于交际的类型，后来我才知道并非如此。在差不多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活动后有人告诉K，那天在场的某乡绅很不客气地对别人批评我，说我没有规矩，不懂礼貌，连正座都不会。我记得那次活动的会馆是一个和式的榻榻米的大会议室，老市长让我坐在他的旁边,还让我不必正座,放松自己。我打了一会儿坐腿就麻了,听从老市长的话我改变了坐法,因此而招来了非议。批评者大约还说了一些别的不中听的话,K非常生气,后来他就帮我推掉了几乎所有的邀请。我倒也乐得清静。我们都认为入乡随俗理所应当,可是不能没有适应过程,不能想当然强求一律。就像欧美人用不惯筷子一样,能说他们不懂规矩吗？难怪以前K妈妈带我走亲戚时总要先对人说明我不会正座,请人包涵。其实不习惯打坐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有的是呢。日本人的狭隘和缺乏包容力(尤其是对落后于他们的国家和国民)是我们共同的感觉。

都说国际婚姻不容易,可我以为难的不是带了“国际”的婚姻,而是婚姻自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思想方式,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有自身为人处世的原则,在这些方面完全一致的夫妻想必很难得。婚姻使本为陌路人的男女结为夫妻,婚姻也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容忍。我的一个台湾女朋友曾经发誓一辈子不结婚,因为她觉得理解自己都够难的,更何况理解他人。可现在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还要帮助日本先生工作,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付出的一定很多很多。应该说我的婚姻也改变了我的任性,教会了我怎么去理解、爱护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