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她还是把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几次想给她打电话。但是，我担心，如果接电话的是她的丈夫，如果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她的处境会更加险恶。就这样，我没有和她联系。

　　后来，她又来过电话，说丈夫还是要离婚，并且同意她把孩子带走。“我想保留孩子的日本国籍，不知道行不行？如果我把孩子带回中国，孩子的日本国籍还能保留吗？我要去中国大使馆问一问，但不知道怎么走，你能陪我去一次吗？”

　　我答应了她。先是相约在东京车站见面，她说：“不行，我只知道东京的上野车站，只知道上野车站的中央口，还是在那里见面吧。”

　　我答应了她。但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她是从大上海来的中国人！我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从大上海跑到日本那个偏僻的农村呢？

　　按照约定的时问，我来到上野车站。远远地，我看见她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站在那里。细细看，身材纤细的她，梳着两条辫子，还完全是一副孩子的样子。只是，她的额头和眼角有几条和她的年龄并不相称的皱纹。大概，这是东瀛岁月“赐”给她的“副产品。

　　希望借助婚姻改变生活，当时就已经埋下了婚姻失败的伏笔

　　我们乘山手线电车在秋叶原换乘日比谷线地铁，到六本木下车后走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专门办理签证事务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部。

　　领事部工作人员的回答非常简练：持日本护照到中国的孩子，第一次可获得3个月签证；到中国后还可以延长一次，为期也是3个月。半年之后，这个孩子要离开中国。否则，算是“不法滞留”，有可能“强制送还”。

　　她听后心灰意冷。因为这意味着孩子如果长期在中国住下去，不仅会丧失日本国籍，还不能够加入中国国籍。离开孩子，作为母亲的她，无论如何是舍不得的；带着孩子，孩子很可能成为无国籍儿童。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国际婚姻的失败，会有如此麻烦的后果。

　　从领事部出来后，我们来到一家中华面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起往事。

　　她中学毕业以后上了一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学的是车床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工厂，自然是要和车床打交道。年轻的姑娘感到吃不消这样的体力劳动，又恰逢工厂业务不景气，便辞掉了这份“铁饭碗”，在家居闲起来。

　　一天，同学的妈妈突然找到她，央求着说：“你给帮帮忙吧。我女儿答应今天晚上去锦江饭店和日本人相亲，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跑了。你给临时顶替一下吧。要不然，我以后没有办法做人了。”

　　她踌躇了一下，还是答应下来了。到锦江饭店地下一层的咖啡厅后，她发现自己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前面已经有30多个女孩子了。日本人呢，只有两位，一位是来“相亲”的，一位是专门从事这个行业的“介绍人”。

　　她没有想到，临走时，一位40多岁的中国女翻译告诉她：今天晚上7点钟这个日本人还要在这里见几个姑娘。你回去后不要出门，8点钟我们给你打电话。

　　她没有想到，晚上8点钟。电话真的来了，翻译说：“那个日本人明天想约你出去玩玩。”不用说就可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了。

　　她和父母说了这什事情。父母的回答是：“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看好就行。”她和两个姐姐说了这件事情，谁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应该说，这个日本人也是认真的。他们在2月相识。此后，他每个月都要到中国，给她带来礼品，给她的父母、姐姐带来礼品。就这样，她不顾及对方和自己25岁的年龄之差，不顾及对方曾经两次离婚的婚姻史，在同年6月结婚了。11月，她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你当时没有考虑他比你大25岁的事实吗？”我问。

　　她坦率地回答：“也考虑过。我想，他如果在75岁的时候死了，我才50岁。那时我就回中国。”

　　“你如果现在离婚回国，家里也不会高兴吧？”我接着问。

　　她非常伤感地说：“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好的时候大家一起好；坏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坏。所以我现在也不愿意和家里讲。”

　　看着她沮丧的面孔，我实在不知道怎样说好。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非要自己碰了钉子，才会知道婚姻毕竟不是儿戏。有人说，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是国际婚姻的障碍。我却想说，国际婚姻的最大障碍是缺少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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