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航空公司飞机维修项目前，学校里的前一学期已完了，新的学期又要开始了，学校的去留问题又摆到了桌面上。已经没办法再念书；退了学的话，从学生签证转成工作签证很难，入管局还会百般刁难，故意为难你。
    我进退两难，正犹豫时，中野教授给我寄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李先生：自从你离开学校后，一切都好吧？最近系里的教授要集中开会，也要研究你的情况。请你将随信的退学申请表填好，邮寄给我，在会上我们将讨论你的退学申请。如没按时收到你的退学申请，我们将做开除处理。”中野教授的信里装着信封，信封上收信人的地址和邮票都搞好了，只要我在退学申请上签了字，就可直接寄出去。
    看了这封信，我非常生气。首先，退不退学是我的事情，用不着系里的教授商量；再者按照学校的管理条例，只要我愿意我可以在东京工业大学待3年，系里没有权利逼我走。但这是标准的日式做法，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弱者，最后将弱者赶上绝路，对他说：“你看，我们大家都为你想，替你做了很好的安排。”对弱者来说，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时工作很忙，我也需要时间想办法考虑怎么办，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中野教授多次给我打电话，但我不在家；我住在一个学生宿舍，所以中野教授让宿舍的工作人员转告我，让我赶快写好退学申请，否则系里就决定开除。宿舍的工作人员收到这些电话后，都会将电话内容写个条子，放入我的信箱。
    晚上我回来看见那个条子，马上给中野教授写信——“中野先生：您好。来信已经收到，信的内容已知道。关于退学的事，是我个人的事情，我是否退学，以及如果退学的话何时退学、以什么方式退学是由我决定的，和教授们没有关系。另外，即使是我不能毕业，但根据学校管理条例，只要我愿意，我还可以在东京工业大学待一年，所以你们没有权利开除我。如果是由于我违反了学校的规章制度而被开除的话，请告诉我，我违反了那一条。如果你们没有给我一个合适的解释，又要强行开除我的话，我认为这是欺人太甚，我不会和你们算完，我会直接找校长面谈。中野先生，请好自为之。”
    我已经被系里威胁开除多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日本人就是欺软怕硬，当你对他客气时，他认为你可欺；当你和他真地对着干时，他事事要让你。我在和系里的教授斗争时，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他们非常怕你去找校长，找留学生处、文部省等地方，所以这时系里一定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这封信寄出去后，中野教授再也没打扰过我，系里的强制退学的证明也迟迟未到。我有绝对的自信，日本人没有那个勇气承担那个责任，所以他们根本不敢那样做。
    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教务处的一位老师给我打电话，请我将退学申请写好，寄给她。那位老师我认识，每次我去教务处时对我很不错；我和系里闹矛盾时，她也帮我出过一些点子。同时，中野教授在我面前老碰钉子，就找了我休学时帮我办退学手续的中国担保人，请他也帮着劝我退学。事情到这一步，我也没办法上学了，工作也还可以，所以我就写好了退学申请，邮寄给了教务处的那位老师。
    系里的教授到这时也是脸面尽失，本该指导教授做的事情，他办不成；再由系主任来办，也没办成，一直拖得没办法，最后由毫不相关的教务处出面解决了问题。对日本人来说，这都是不可原谅的。但这是咎由自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每个人为了保全自己都要牺牲我，最后所有的教授被拖进去，他们为我开了多少次会，相关教授多少夜睡不着觉，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我在东京工业大学的10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深深了解了日本大学黑暗的地方、教授们的自私无能和日本人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了解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外国人，遇事时根本没理可讲；在和日本人相处时，不能过分忍让，让他们有别人软弱可欺的错觉。这些经验在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有不少作用，最后我在日本办不到的事情很少。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学校将自动退学证明寄给我了。这些手续我都没去办，全是系里的教授办的，也是有劳他们了。
    退学证明拿到后，签证也快到期了。我不是学生了，要想继续留在日本的话，只能转签证，即从留学签证转为工作签证。对每个在日的外国人来说，每年都需要申请延长签证。大部分人拿的是学生或工作签证。但对有些无学可上或无工作可做的人来说，为了得到签证，还有很多办法。
    有些人花钱和日本人假结婚，拿到了日本人配偶的签证；还有的人为了签证，自己开公司，以公司社长的身份拿签证；很多这种公司的社长晚上和周末给别人打工，养活自己和公司。
    我曾碰到一位中国人社长，他主要是靠给中国人搬家(也给我搬过家)来养活公司，但这种体力活是不会有签证的，所以他的注册公司是个翻译公司，专门翻译气功等书籍。他给别人的名片上冠冕堂皇地写着社长，并且平时公司里还请着一位日本人临时工。就是这样，申请签证时很麻烦，入管局百般刁难。营业额少的公司也不好拿签证，很多人交税时多交税，使人觉得公司营业状况不错，也容易拿到签证。
    在日本我还碰见了一位中国小姐，研究生毕业后，在一所中专学校找到了一份教中文的工作，所以每次申请签证时，学校给她出具工作证明的材料。但由于上课时间不多，收入没达到贫困线以上，很难让入管局的官员相信仅靠教中文就能在日本生活下去。所以每年交税时，她都要告诉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她有额外收入，多交点税，让入管局相信她的收入能独立在日本生活。
    像我这种情况，申请签证很麻烦。首先我是退学的，别人很容易就想到在学校不好好学习，是为了赚钱才退学；另外我所在的公司是中国人新开的，公司还没有向日本政府纳过税，没有纳税记录证明，日本人也很难相信这样的外国公司。
    到我办签证时，老板和同事都替我担心，但我一点也不担心。有了在东京工业大学和日本教授的斗争经验，了解了日本人欺软怕硬的性格，如果入管局不给我签证的话，我就准备和它打官司。
    日本官僚制度的僵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日本人的不负责任的作法，都是对我有利的。日本社会号称是“纵向社会”，即全是上下级关系，没有横向关系。文部省和入管局没有联系，在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时，连接不好，造成最后我不得不退学的状况，我是最大的受害者。
    从留学转换成工作签证的申请很麻烦，审批除了规定的雇用证明、毕业证明等材料外，根据雇用公司情况和工作的性质，经常需要额外的补充材料，审批过程需要两个月。
    我没有毕业证，所以我拿着退学证明，同时为了让他们了解退学的原因，写了如下的退学理由——“退学理由：1994年末，我以专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东京工业大学1995级研究生。拿到考试合格证，我去入管局办理签证时，处理签证申请的官员告诉我由于学校没开学，让我回国等几个月再来日本。我告诉那位官员办手续很麻烦，再来时可能要晚，但那位官员告诉我如果想上学的话，只有回中国等待开学。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我听从了入管局官员的话，回国等待。
    再来日时，晚了近3个月，研究生第一年第一学期已经快结束了，没有办法，那一学期我休学了。正常的情况下，我应该1997年9月毕业，但我的专业由于某些原因，1997年3月要和其他专业合并，所以我是我们专业的最后一届毕业生。
    我们专业第一年的第一学期有一门必修课，由于签证的问题，我失去了仅有的一次学习机会，没办法补学，研究室和系里以此为借口，不让我毕业。我找过学校留学生处、校长等有关人员，但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退学。
    这样，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校，几乎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却没办法毕业，对我来说，也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一九九七年五月X日”。
    拿着这些材料，我去了入管局。交材料时，官员没问什么问题，但我和公司的同事都估计需要补充材料。
    过了两个来月，什么消息都没有，感觉很不正常。日本有时就是这样，对错不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也不知道。公司老板和同事多次问我关于签证的事，我都告诉他们没有任何消息。这两个月中，我没有担心，也没有打电话去问。
    从送上材料马上就3个月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和我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问我：“签证下来了吗？”我说：“没有。”那位同事又说：“你打电话问过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应该打电话问问，都快3个月了，说不定是邮局将入管局的材料寄丢了。”我笑着开玩笑：“丢了才好，我本想和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打官司，如果邮政省再把材料给我寄丢的话，我正好跟他们3家一起打官司。”开玩笑是开玩笑，我还是去打电话。
    接通电话后，报了我的申请受理号后，电话的那头查了一会，告诉我的申请还在审理中。我想他们调查我的情况一定很费事，但也花不了这么长时间，日本人做事就是这样——仔细仔细再仔细。
打了电话，证实了我希望的材料被寄丢的事情没有发生，还有点遗憾。
    又过了快两个星期，材料到了，通知我去领签证——签证顺利拿到了。从送上转换签证的申请到最后拿到签证，总共花了3个月零两个星期左右，超出了正常情况申请所需时间的近一倍。我想如果不打电话问他们的话，说不定还会拖着。
    原以为很麻烦的签证轻轻松松地解决了，除了花的时间长一点外，其他都算顺利。在日本就是这样，很多事情对错不知道，结果也糊里糊涂，但都通过了，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