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日本认识很多中国人，从“福建帮”到“东北虎”，从“北京侃爷”到“上海阿拉”——一方风水养一方人，大国的人之多样性岂是小小日本所能比？日本不过是单一的“大和民族”罢了，而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不过，大中华汉人居多，“少数民族”毕竟是“少数”。

她是我在日本头一回碰到的彝族姑娘。大眼睛，圆脸盘，一身洋装，打扮入时。说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和标准的普通话。如果她不自报家门说是彝族，又有谁能看得出来呢。

那天，在一次中国人的聚会上，她递给我的名片很特殊（让我过目不忘）：用漫画手法勾勒的国字脸、大嘴巴、胖下巴、一眼圆睁一眼是闭，一下就把我给逗乐了。

名片上的名字是用毛笔写的：伊藤麻耶。怪怪的。莫非是日本的姓，少数民族的名？

还没等我发问，她自我解释：“跟日本老公姓了伊藤，名字吗，取玛雅文化之意。还因为名聂雅琴，聂耳的聂，风雅公布的雅，钢琴的琴。”哈，全跟音乐挂上钩了，我说。

“可不？我就喜欢音乐，特别是现代音乐，我老公喜欢古典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

突然爆炸响了——准确地说，是香槟酒被一群西洋佬给砸响了，喷向高空，紧接着，日式礼花炸响夜空。人们跳跃、拥抱、用中日英三国语言连连欢呼：“新年快乐！”

这是2002年的元旦。在台场国际会馆的新年会上，我认识了这位已是日本夫人的彝族姑娘。

“你怎么没跟老公一起过年呢？”我问。似乎我把夫妻一起过年看得很重。当天由于和老公闹别扭，我不得已独自出席新年会，却忍不住辛酸的泪水涌出眼眶。不过心想，我还可以寄希望于过阴历年—— 中国人自己的年，真正的过年。而她今年却再没有机会和老公一起过年了。

“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习惯了，彼此给对方自由。”

如果我爱你，我便给你自由。

那是谁的诗？我的同代诗友伊蕾的。诗人的信仰是崇高的，但现实生活中的诗人却是不幸的。

新年会后，伊藤麻耶邀我到咖啡厅一直坐到下半夜。望着她亮晶晶的善良的大眼睛，我说了很多，忘了她和我之间相差十岁，更忘了她和我属于不同民族。

纤纤手指轻轻弹着透明的玻璃杯，半杯咖啡晃荡着，呷一口，悠悠地品着，是苦是甜？

平平常常才是真，她感叹着，说起她的“物语”（日语故事的意思）——

 

（二）

我1992年从贵州来到东京，轻轻松松考入亚细亚大学。也许学日语的“科班出身”，注定了我这东瀛之路。我比许多不懂日语就赴日的中国留学生来得从容，他们说我“如鱼得水”，也许吧。

一天，我在街上逛着。女人没有不喜欢逛街的。何况我刚从中国的大西南来到世界著名的大都市，看什么都新鲜。口袋里没铜板，过过“眼”瘾，瞧瞧热闹也好。

不过，手中没钱心里慌，我特别留意招工广告，寻思着找份工作。自信会点日语，大可不必打洗碗之类的“哑巴工”。去商店收钱吧，过过点钱的瘾。可一问，人家不要外国人（从那眼角透露出的一丝鄙夷神情，我知道，人家不要中国人，人家不信任你）。

恰好迎面来了个同学——天津女孩，拉我去饭馆打工——端盘子。这叫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像中了彩票似的，高兴得跳了起来——忘了这是在日本的街上，不兴大喊大笑，而不是可以载歌载舞的彝寨。

我的半工半读生涯开始了。

这是车站边一家日式“居酒屋”。在软软的演歌厅里，几盏纸糊的圆灯笼，柔柔地映照着竹筒竹篱笆装饰的“插花艺术”，让我遥遥地想起家乡的竹楼野花。也许可以把这叫作“彝和情调”呢。——你笑我假装诗人？不过，难得这种情调。打工是辛苦的，盘子可不好端，因为客人都是“上帝”。

有一回没听清大阪方言，不小心上错了菜，我慌得一下愣住了。旁边的店员伊藤跑来救援，一边赔礼道歉，一边把菜给换了。

我连连用“敬语”感谢他，他好像没听见，照旧忙他的活去了。我这才仔细打量起他来：身材适中，相貌普通，但眼光里含有一种特别的自信，一种不是干这行的自信。

果然，他不干了，辞职去商社。送别会上，我跟他要电话号码。别以为我对他有意思，那时我一心想考大学院，正寻找辅导者，看他文质彬彬，兴许有点文化，就“病急乱投医”了。

 

（三）

那天，约他出来吃饭，请他教我日文。

不知为什么，我特意打扮了一下（女人嘛）。穿了一身贵州蜡染去见他。我喜欢蓝色，天然的色彩，朴素的风格。

他夸我——通常日本人都这样，我已经学会说“谢谢”而不是“哪里哪里”了。不过，让我惊讶的是，他竟然知道彝族文化——一个日本人居然比不少中国人还了解彝族。彝——一个多么难写的汉字，他居然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地勾勒出来。

由此，我觉得一下和他接近多了。

自然又和他约了几次。

常说日本人小气，可是每次见面吃饭，他总是不让我付款，也不守日本式AA制的付款方式。

他不像日本人！——亲近的起点？

在我眼里，日本人总是西装革履，按部就班，规矩得太死板了。而他从不穿西装，还经常趿拉着拖鞋——保持日本古风？

那拖鞋挺讲究的。日本有一条广告说：“皮鞋是男人的面子。”依我看，拖鞋就是他的面子了。不知他有几双拖鞋，日本男人天天换领带，他却换拖鞋。

他辞了“居酒屋”的工之后干什么活呢？在家呆着。

一个大男人，在家呆着？我觉得不可思议。日本可是个“过劳死”的国度，难得闲人--当然，除了专业主妇。大男人又有谁肯呆在家里？

你说他怪不怪。不过，我就是对怪人感兴趣。

 

（四）

我鼓起勇气，想看“怪人”住的地方。说“鼓起勇气”，是因为怕被拒绝，日本人很少让人上家里的，他们会朋友谈生意往往喜欢上咖啡屋（所以咖啡屋特别繁荣？），而我们彝族总喜欢请朋友到家里做客，进门三分亲呗。

他犹豫地看看我，使劲地点点头，同意了。他住在普普通通的木造“阿怕多”（日本式公寓）里。我把脱下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在他的一串拖鞋边，轻轻走进他的寓所。只见六贴半的“榻榻米”堆满了书：《百科大字典》、《印度神秘字典》、《梵语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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