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次，小王和一个台湾人吵起来了。
    那天我休息，松本店长不在，厨房里只有小王和一个台湾人。台湾人和我是一个学校的，比我高一级。事后其他日本人告诉我，外面客人订了半天的单送不上去，在发火。里面小王和那个台湾人吵得一塌糊涂，什么也干不成。客人全都知道有两个中国人在里面吵架。
    小王告诉我，台湾人手脚太慢，东西做不出来，客人发火；台湾人告诉我，小王听不懂日语，不明白客人要什么，所以客人发火了。客人发火后，小王就到厨房催台湾人，台湾人也就火了，他们两人关起门就在厨房吵起来了。
    这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大家都能忍一下的话，或许什么事都没有。
    日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和作法和中国人很不一样，刚去的中国人都不习惯，再加上常常出错，所以挨骂是经常的。小王来到冰淇淋店后，也没有少挨骂。一次，刀掉到地上，小王捡起，还没洗就要拿来用，正好让店长看见了。年轻的店长二话没说，大骂一通。小王后来告诉我：“店长骂得嘴都干了，喝完水，还接着骂，实在不可想象……”刚去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小王被骂过数次后，干活也积极了。
    小王来后，大林太太已不常来店里，新店长比我后进冰淇淋店，那里的工作我也熟了已不太挨骂了，只是安排的工作时间短，赚的钱不多。
   
    每个在日本的人为了生存，都需要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独立生活也使人很快成长起来。只用半年多时间，小王的工作就和刚进来时大不一样，不像刚出国的人了。
    小王较年轻，生活也很辛苦，他想放弃上学，打工赚笔钱就回国。上学的话，上完语言学校，至少还得上4年大学。和我们在一起的另一位中国人正在读大学，他一星期至少3天时间从清早至下午在冰淇淋店里打工；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去另一家餐馆打工，周末整天在冰淇淋店里工作。这期间打工赚的钱全部用于交学费。
    小王看这种生活太苦，进店后不久就不去上学天天打工，并开始干两份工作。由于他老不去上学，他的学校打电话给他的保人。日本人胆小，不干违法的事，尤其是像东京大学的教授这样的社会名流。这个老教授知道小王不去上课的情况后，非常生气，马上打电话和小王联系，要和小王见面。见面后他让小王马上回国，但小王根本不会回国。为了让小王回国，那位教授还打电话给小王的父亲，希望能将小王劝回国，但小王也不听他父亲的。
    小王走到了他早已选择也是最后别无选择的路——非法打工，即签证过期后仍留在日本打工，打几年工后存笔钱再去入管局投案，由日本政府送他回国。
    在日本有很多国家的人，像韩国人、菲律宾人、中国人等都非法滞留。对非法滞留的人来说，以前的住址在日本的户籍管理处有纪录，所以最重要的是找一个谁都不知道的房子，再找一份收入较安定的工作，就可在日本待下去。但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工作都很难找，干着的工作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被“炒鱿鱼”。
    小王想非法滞留的话，马上就要找房子，找稳定工作。在日本找房子要保人，他认识的日本人也没几个，但人被逼急了，什么都敢干。小王最后找到台湾老板村上社长，请求社长做他的房屋担保人，同时他也告诉村上老板，自己已是非法滞留，希望能长期做这个工。或许小王觉得这样做可以让村上社长不用总为没有固定做冰淇淋的人而担心，这对双方都有利。
    日本政府对非法滞留的处理有严格的法律，禁止雇主雇用非法滞留的人员，查出后老板除了罚巨款外，还有刑事拘留的处理。日本人都很胆小怕事，不会冒这种危险。但村上老板是台湾人，和日本人又不完全一样，他会抓也敢抓法律的漏洞。而且当时生意也不太好，对这件事处理得当，会变不利为有利。
    村上老板想利用小王。村上老板在台湾有生意，台湾公司的员工经常来日本出差，每次住宿费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同时货物也经常无处放置。他希望小王把房子租在一个离公司较近的地方，随时做为他的招待所和仓库。村上社长满口答应替小王做租房屋的担保人，但必须是离公司较近的地方。小王明白这个用心后，不想受制于老板，他又动尽脑子。双方都在用心，最后小王没答应村上社长的条件，村上社长又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担保人不知怎么搞的又转到松本先生处，即由松本先生做小王的担保人。
    最后小王找了一个离公司较远的地方。事实上，小王非法滞留以后已无路可走；他又主动告诉村上社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又不想被这个人利用，搞得很被动。小王和社长有些隔阂，松本先生也被拉进去了；日本人的性格使松本不愿也不会为小王承担一点责任。
       
    当时店里生意非常差，每个月都亏损。但台湾的冰淇淋店生意很好，村上希望将公司搞成国际连锁公司，总店就是我们那个冰淇淋店，分店在台湾和中国大陆。所以即使亏损，他也不愿意将这个店关掉。在这种情况下，小王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小王像很多中国人那样，大大咧咧，不注意小节，比如每天上班时规定要戴厨师的高帽子，但他经常不戴。为了这事，松本先生说过他几次，但松本先生不在他又不戴，有时松本先生突然回来，碰个正着。松本先生很生气，在中国觉得很小的事，但在日本就是大事，表里不一是日本人比较讨厌的事，被别人说了数遍还不改也是不可原谅的。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日本老太太一次在工作中做错了一点小事，大概就是泡茶时用错了茶壶或是泡的时间不够等，松本先生简单说了她一下。日本人很少说别人，所以那个老太太第二天来上班时说前一天晚上因为松本先生说过她，她一夜没睡好。但小王就相反，可谓屡教不改。或许很多的中国人都自以为是，很多规章制度不能严格遵守。
    当时我上午上学，另外一个中国人也要上学，不能保证每天上午能来。所以冰淇淋主要由小王来做，小王以为店里离不开他。生意不好，松本先生也是经常晚去早走，再加上有其他事经常不在，小王告诉我店里离不开他和我，因为他白班，我晚班。
    有一天松本告诉我让小王不要来上班了，我问为什么，松本先生说小王说他在的话松本先生很轻松，什么事情都是小王做的。这句话不知松本先生怎么想。但在这时，生意非常不好，松本先生来了也无事可做。在日本先辈一定要比后辈做得好才能让后辈服气，小王这么骄傲，让松本先生很生气。任何工作少了谁都能做，日本总理换来换去也没什么影响。
    松本先生马上就对小王说：“以后你不来的话我自己也会干。”本来找房子时松本先生就坚决让小王回国，当时他也让我劝小王回国，但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会管用吗？
    日本企业都是终身雇用，没有开除员工的，即使是临时工。实在想开除一个人时，就让他去干他不愿意干的工作，或者是离家非常远、工作时间很不好的工作，最后逼其辞职。当时大林太太对我也是那样，但由于最后店长辞职，我的情况好转了。
    小王当时既无签证又无其他工作，所以，即使路上走3个小时干4个小时的活，每天也照来不误，根本不会辞职。最后松本先生不给小王排班，小王过了一阶段就不来了。因为租房的担保人是松本先生，松本先生告诉别人他不做小王的担保人，我不知道最后松本是否给房东打电话，但我想小王的情况一定不会好，当时很难找到工作。
    小王的事使我觉得很多中国人都有些弱点，太多的人爱出风头，自以为是，我们缺少一种服从的观念——服从自己的领导，共同遵守前人制定的规章制度，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完善和发展，并教育后来的人。这是社会能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小王，我还想起一件事，是跟村上太太有关的。村上太太特别喜欢管别人，看见什么说什么。有一回，小王因为冬天用凉水洗东西手裂了，他自己买了盒擦手的油。买来后，小王将那盒油放在公司，其他日本人有时也用。有一天晚上工作完后，小王要用自己的那盒油擦手，村上太太看见了，以为那是公司的钱买的，告诉小王：“日本的男人都不会用这种东西擦手的，你以后也不要用这个。”边说她边自己打开那盒油，往自己的手上抹。搞不清楚村上太太是出于吝啬的心理还是想要表现自己的地位和能干。小王没办法，只有看着自己买的东西自己却用不成。
　　这样过了数天，松本店长知道了这件事。他告诉村上太太那盒油是小王自己掏钱买的后，小王才争取到使用那盒油擦手的权利。
   
    在冰淇淋店的两年中，接触了不少日本人，了解了很多中下层日本人的生活，了解了他们生活的疾苦，还受一位日本女人之托替她找丈夫。
　　冰淇淋店的旁边是一个面店。老板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没有结婚，晚上下班后有时会送给我们一些他们没卖完剩下的食物，再和松本店长聊聊天。
　　这个店长经常和松本店长谈无妻之苦，松本让他找个机会参加去台湾或大陆的旅行团，他大力推荐大陆和台湾的女人。松本店长聊天时告诉我那个老板很老实，也没什么坏习惯，问我是否认识合适的女人介绍给他。
　　两三年后，这个店长和一位比他年轻近20岁的日本女孩结婚了，那个女孩从日本很偏僻的地方来东京打工，家中很贫困，只受过基本的教育，根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这让我看到了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远没有想像的富裕。
　　就在那位店长四处找对象时，他的面店又从关西来了一位女临时工。这个女人大概有40多岁，可能离了婚，一个人来东京生活。
　　她来后，就喜欢上了松本店长。经常工作中就告诉他的老板，要去看看松本店长，就跑到我们店旁看看松本店长。日本人这时好像很开放，根本不保守。她也经常买些补品送给松本店长。当然，这些补品最后被松本店长转送给在店里打工的中国人。
　　松本店长早已结婚，不接受那个女的，他让面店老板转告那个女的不要再来打扰他，这样那个女的也就不好再做进一步的举动了。
　　有一天，我在休息室，那个女的来了。我和松本先生经常在一起，她知道我，主动做到我旁边位子上和我聊天。
　　随便聊了几句后，她问我：“中国现在的普通家庭有没有洗衣机？”我告诉她有，接着又问我，“会外语的中国人多不多？”我告诉她也不少。最后她又问我：“像我这样要和中国人结婚去了中国的话，生活能不能习惯？”我给了她肯定的回答。接着她告诉我松本先生的地位太高了，看不上她，如果可能的话，她想找一个中国丈夫。她问我怎样才能找到中国丈夫，我很难回答她，只能答应她帮她问问。
　　这次谈话过后，我告诉松本店长我和那位女士谈话的内容。松本店长对我说：“李，在日本的生活压力很大，那个女的可能离婚后没办法一个人承受这个压力，所以想找个男的来和她一起分担生活压力，如果你认识合适的中国男人的话，你不妨介绍给她。”
　　这以后，又碰见过那个女的几次。这个女的一定很孤独，对我很好，她也间接问过我帮她找男朋友的事，但当时我没法帮她。最后，随着我考试的临近也很少见到她了。
　　两年后，我早已不在冰淇淋店工作了。我在东京工业大学学习时，一天晚上坐电车回家的途中，突然碰见了那个女的。她邀请我去喝点东西，我们俩一起下车去了一个咖啡店。
　　喝咖啡时她告诉我，她没想到会碰见我，跟着我走了数节车厢。我们互相介绍了各自的近况，她已经辞去了那家面店的工作，从事一个新的工作。
　　分手时，我主动给了她我的电话号码。她告诉我她没有电话，也不告诉我她的地址，只是对我说：“在日本，一定要小心。日本的坏人很多，不要轻信别人，给别人你的电话号码和住址。”
　　随后不久，我就搬家了，再也没见到那个女的，这件事使我对日本人的性格又有了另一种了解。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实在太安全了、太稳定了，所以很难想像日本人为什么会那么胆小；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性格懦弱，害怕上当受骗，害怕和别人交往产生不良后果，害怕被别人厌恶，害怕给别人添麻烦，害怕失败……，这就是日本人的人生，他们都喜欢平平安安，没有成功失败，就像机器人一样，每天做着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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