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入东工大，广田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但要想立足于教授中间，必须在自己的领域里搞出名堂。系里当时有不少副教授嫉妒他，这样对他来说，只有比别人做得好，自己的学生比别的教授的学生优秀。所以广田研究室的师生一起开讨论会的时间比别的研究室要多，学生的压力也要大。
    广田缺少对当时情况的正确认识，没有在东工大任教的经验，过于天真地估计了很多事。在很多小事上，他为自己找了太多的麻烦。最可悲的是他把自己的压力，加倍转移给了研究室的学生，搞得所有人都不满。当我和他矛盾搞到学校后，他对一位留学生说，他要求学生过于严厉，欲速不达得不偿失。
    作为广田研究室的第一个学生，他希望我比其他学生干得好，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但我的情况特殊，必修课的学分都未能得到，又没有同级生可比较，很多地方需要特殊对待，广田刚调来，没有这个力量。
    广田搞的研究本身就是应用研究，以前的研究方向已过时，很难有较大的突破；短期内，又未找到合适的研究方向，我要出比别人好得多的论文，是不可能的。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广田会为了他个人的荣誉出卖我的利益。
    广田刚来学校就当上了教授，系里有位资格很老的副教授心理不平，借故找他麻烦。离开学校前，我和助手一起吃饭，她告诉我，在系里关于合并的会上，那位副教授在两系合并会上，公开说研究生的第一年未能得到必修课的学分，无论怎样都不能毕业。日本人很少明确说出自己的意见，那位副教授在那种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很明确是说给广田听，找广田的麻烦。一个人说出来，大家沉默，就等于大家赞同。
    当时的情况是，若要我毕业，所有教授就得为我单独开论文答辩会，行政上也有很多麻烦；我若不毕业，这些麻烦都没了。很多人以反对我毕业来反广田，又在两系合并之际。如果牺牲掉我，可减少很多麻烦。当时广田研究室只有我一个学生，广田对我能写出出色的论文还抱有幻想，所以替我说了很多好话。
    但或许是反对的人太多，广田一人很难扭转局面，最后管野教授也站出来为我说话。管野和广田同一派，打击广田就是间接打击管野，毕竟我是管野教授招的研究生，和他有师生关系，所以他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让广田太难堪。但关于必修课的问题，需由系主任和指导教师商量决定。新旧交接，系主任也是换届。由于教授之间的复杂关系，一切处理全变成了幕后进行，到底谁说了算都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处理我这件事的时候是原教授，最后又由中野教授处理的原因，很难找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广田搞的专业已是夕阳专业，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很模糊，大家都不知道要干什么。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毕业就要有比别人好很多的论文，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在日本社会中，老板为了个人利益，对下属非分要求也是不奇怪的。
    广田经过这次事后，会将这部分的委屈记在我的头上。在工作中，他从来不会让别人说他，从来不会自己低头对别人说请原谅。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为了我的事，他低下头对别的教授说请原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侮辱。
    最后，广田看我没办法拿出高质量的论文。他最后跟我谈话时，告诉我应该在四五月份，即我入学大约半年的时间，就应有论文发表。广田将问题简单化了，以为只要他不让我毕业，我会老老实实地接受。他根本没想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将学校可讲理的地方都找遍了。
    日本人自认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当我找遍学校可讲理的地方后，特别是给校长写信反映情况后，广田包括全系的教授都没有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广田和系里乱七八糟的事情全都抖出来了。对广田来说，自己的工作没做好，自己研究室的学生到处告状，给别人添了太大的麻烦，让别人觉得他是个麻烦制造者；对系里来说，系里的学生到处告状，实在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找了学校后，各方面矛盾都激化了，以前反对我毕业和支持我毕业的又打起来了。由于我的特殊情况，系里的复杂问题，大家非常明白，我若要毕业，论文答辩时肯定还有一次更激烈规模更大的斗争；我要毕业，就要拿出最高水平的论文，让所有的教授无话可说，这就是我要毕业的先决条件。
    校长、留学生处及教务处全都知道了我的事，系里的教授也很为难，仅有的四五位教授在百忙中专门抽出时间，为我的问题开了至少七八次会，但各方面没办法平衡，实在拿不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东工大不许转系，老师和学生有矛盾时，一般换个指导老师就行了。当时我们系同系内换指导教师是不可能的，理由前边已经说过，5个指导教师中3个是广田派，另两人专业相距太远。
    系里的教授害怕我再去找校长。日本人也很胆小，你和他真斗时，他们不敢做得太过分。中野教授告诉我，只要我不要求毕业，具体点说，就是我不要毕业答辩，老师之间不再会为我而斗争，我可以留在学校，找到一个研究室。但如果我想毕业，就没有研究室敢收留我。在学校学习，而不能毕业，我是不会答应的。最后，实在没办法，让我先休学将事情放一放。
    系里是没办法解决了，大家都要牺牲我的利益，希望我让一步，换取大和民族的和。日本人的自私、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让我深深领教了。
    老实说，我作好了去找日本文部省、外务省的准备。在和系里的教授斗争的同时也开始找工作，准备出现最坏的结果时有退路。反正休学时只有工作，才能养活自己，才能和日本人打持久战，我要有更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和日本人斗。
   
    这件事，使我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写一本书的念头，将日本人的损人利己、为了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的品质和日本社会的丑恶现象揭露出来，给所有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人作个参考，不要再吃日本人的亏、上日本人的当。
    我和系里的教授闹矛盾时，有些中国留学生劝我，说你斗不过他们，他们势力太大，再弄只能自己吃亏；同时那些教授也不愿再招收中国留学生。
    可对我来说，有可退的余地吗？日本人逼我上了绝路，他们的作法可谓丧尽天良。对一个在日本无依无靠的穷留学生，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梦想，就是能毕业；梦想着只要毕业了就会有美好前程。为了能实现这个梦想，克服生活的艰辛，忍耐独自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寂寞和无助。以第一名的成绩入校，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他所作的这一切努力，最后都因为不能满足老师的虚荣心，因为教授之间的斗争、日本政府和日本高校的官僚作风，而化为泡影。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带着变色眼睛来看外国人，电视里天天放的是外国人在日本杀人放火，哪里有犯罪首先想到的就是外国人。日本社会为外国人在日本社会的生活学习制造了诸多不便。我要告诉尽可能多的人，也让日本人看看他们自己的国家社会，了解日本人的丑恶。
    这件事过了数年后，每天出入于日本一流公司工作，拿着比大部分日本同龄人高得多的工资时，我依然忘不了我是被东京工业大学的老师逼得没办法才放弃继续学习的。在一个只要能入学就能毕业的国家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大学，每天老老实实去上学，但却不能毕业。
    我给东京工业大学的校长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天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为日本政府纳税，日本政府拿着那些税款给他们发工资，我让他记住是我纳税养了他。在信中，我问那位校长，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了校，每天第一个到研究室，这样还不能毕业的话，谁能毕业？
    最后，我也告诉他，日本人习惯于不负责，习惯于牺牲别人的利益保全自己；但在我这件事的处理上，我不会这样算完，我一定会在适当的时侯让更多人了解这件事，向日本人讨个公道！ 

    再说点广田的事情。
    广田很喜欢表现自己，批评别人，他老在背后传播小道消息，指责比自己弱的人。对别人很严，自己高傲自大，这也是日本人的共性。
    每当学生自己选择了研究论文的方向，他都横加指责，百般挑剔。问他有什么建议和指导时，他总是说：“论文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作的东西我会看，至于作什么和怎么作，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日本的很多大学教授就是这样。
    刚入学时，广田就告诉了韩国学生：“以后你要开各种学术会议的话，要自己掏钱，研究室没有这方面的经费。”
    我们开讨论会时，一有机会，广田就会说：“我的学生时代……”将自己吹嘘一下。每当他讲到这时，大家彼此都交流一下眼神，心里暗笑。
    彼得的论文发表后，获得了博士学位。有一天，广田到研究室，当时只有韩国学生和我在，不知怎样谈起了彼得的论文，广田将那篇论文贬得一无是处，最后好像因为彼得是外国人，评委照顾的缘故才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
    管野教授研究室有位中国博士生，毕业前他请求广田给他写封推荐信。事后那位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广田对那位中国留学生大加贬低，公开说：“像你这种学生，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给你写推荐信，论文又少又没内容，可写的地方实在太少了。”
    接着，他拿出另一所学校请他写过推荐信的学生的资料让那位中国留学生看，说：“你看这个学生，他写了多少论文，你数数你有什么论文……”最后，那位留学生对我说：“又不是一个研究室的，推荐信不愿写就算了，何必说话那么刻薄？再说能达到广田所说的那种水平的学生，全日本就那么一两位。广田真是个二百五，没法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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