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德平

笔者有机会在日本的大学读学位、教书前后近七年，几乎每天都和日本的大学生接触。在日本，我们中国人，还有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们，在大学校园里形成了一处独特的国际化亮景。我们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本土文化去类推日本文化。接触到其间的相同之处，大有他乡遇知音之感；碰到不同之处，心理的准备又没有，则表现出抵触，甚至极其反感的情绪。我们就是这样在异文化的痛苦转换中，煎熬着、思考着。在日本文化的日积月累的熏陶下，我们实现着自我原初人格的裂变；在日本社会的猛烈撞击下，我们也学会了如何在最孤独无援的绝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同时，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一群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年轻和敏感的心去观察，去体会出生于斯、生长于斯的日本国民。
每年的四月，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在这样灿烂的季节里，日本的大学生们迎来了自己新的人生阶段。老生返校，开始了新的学年。新生入学，由狭窄的中学校园，步入了自由的大学殿堂。然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除非在上课的时候，否则，你很难见到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们。他们住在校外，每月的房租来自自己的勤工俭学的收入。离开了教室，他们正以最快的速度奔赴车站，去做时给900块日元的临时工。富国却不养懒汉，见不到怨天尤人的年轻人，也见不到高谈阔论的逍遥派。在吃苦中长大的日本大学生们，没有中国大学生们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下养成的那种娇气，也许更懂得自食其力的含义。我在五反田车站附近的一家卡拉OK店里端盘子，我的同学服部和菊池则在一家报馆里骑着自行车送报。他们干的那份差事可一点也不比我的轻松，早晨三点半就得出发，赶在那一大片地区的居民起床前把报纸悄悄的塞进他们的信箱。这样的工作一干就是一学期，有时也许是一年。博士学位拿到后，在大学里教英语，原来在学生阶段接触不到的东西，听不到的一些议论才终于有了介入的机会。英文系的课程表全部登出来了，剩下来的事，就是让学生们自由选择自己想听的课程。 一位教授开了古英语，学问不可谓不高，可选的人为零。我的英文作文课，选的人却占英文系所有学生的百分之九十五。不是我的学问比那位教授高，学生们都说，学的课程要管用，将来有利于找工作才行。学以致用嘛。务实，似乎成了大学生们的学习准则。世界上的知识一辈子学不完，首先学点实用的东西，好生存。我对他们的理解，正来自于艰苦的打工生涯。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每个毛孔里都充满了铜臭。这话一点不假。中国人有吃大户的习惯，自己穷，去占富人的便宜，白吃白拿，天经地义。可这办法在日本行不通。大家彼此算得很清楚，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哪怕吃一顿饭也如此，吃完后平均分摊。中国人有中国人的逻辑，日本人有日本人的逻辑。你说哪一种做法好？
大学生们也免不了常常搞一些联谊活动，事后一起结算，彼此心安理得。我经常见到他们把一些账目算得那么精确，连一颗钮扣也买不到的十元日元也很少遗漏。我是中国人，习惯不了他们的那种精细；可他们是日本人，也习惯不了我们的那种粗疏。日本是一个民族，我们又是另外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