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店长工作中经常丢三拉四，做三明智时，有时会忘放火腿，就不能称之为三明智。她的很多做法和大林太太有冲突，所以有人说他也时常和大林太太吵架。但他从不占店里的一点便宜，真的是爱店如家，当然，对这些临时工，也是要求很严，不允许吃店里的面包等东西。

日本人很难相信外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随时会出卖别人。外国人来说，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好像总被日本人愚弄，出卖。

又一天，店长休息，那天晚上，我们做蛋糕的奶油不多了，奶油做出来也有好几天了，也该扔掉了。按道理应该将奶油扔掉，放奶油的盆洗干净。

我觉得扔掉很可惜，就用面包做成了蛋糕，工作完后，和大家一起吃了。

第二天，我刚上班，店长就严肃的对我说：“李，你昨天干什么了？”

我觉得很奇怪，就说：“没干什么。”

店长说：“你昨天是不是蛋糕和大家吃。”

我觉得很奇怪，他知道的这么快，就承认了。

接着，店长说：“我不再时，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向我汇报。你应该在我在不再时都应该表现一样，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很不好……”

过后，我问了前一天晚上和我一起上晚班的一个日本女孩，她承认是她告诉店长的。那天晚上，她丝毫不比别人少吃，可吃完后，第二天就告诉了店长，出卖别人。

店里有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有些日本小女孩每天工作完后，将冰淇淋带回家，我们上晚班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她怎么不去给店长说，偏要找外国人的事。这就是日本人的一贯做法，他们不相信外国人，利用他们，在出卖他们，可恨的日本人。

在日语学校，没有重要的考试，只要去学校就行了，学习很轻松。工作很不好找，很多男同学去工厂打夜工，整夜睡不成觉，上课时不少人睡觉；不少女生每天晚上做三陪小姐，几乎每个班都有几个这样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她们好像也不忌讳，反而自豪地认为她们日语学的快，口语好。有些还是先来日的姐姐介绍后来的妹妹去做三陪小姐。生活所迫，个人有个人的办法，大家都能理解，再说别人的事情也无力去管。

学生是越往上人越少，每次新学期开学后，就有几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来了，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稍学一点日语，能够应付打工了，就不来上学了，不要签证了，继续留在日本，非法打工，赚够一笔钱后，就回国。

我们班刚来时有十几个人，第二学期开学后就有三、四个人不来了，其中一个女的是大学的讲师，第一学期的最后，她就向班里的同学道别，说她要回国了。但大部分同学都不相信她真的会回国，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举债去日的，所以很难轻轻松松地说回国就回国的。但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大家也都很忌讳谈自己的情况，大家有一种默契，不问彼此之间的隐私。

到日本后，才感觉到日本不是天堂，更不是遍地黄金，每一块日币都是用汗水换来的，在这里生存更艰难。

留学生的生活很艰难，日本人比留学生好不了多少。有时候，神户一家洗衣店的老板将客人忘的或不要的衣服洗干净，送到学校，让大家自己去挑，我见过几位年轻的女老师也从那些旧衣服中为自己或家人挑选合适的衣物。

日语学校老师的工资很低，有些学生单位时间的工资笔老师还高，但日本人有吃有喝有工作就觉得满足了，也没有太大的奢望和要求，不可理解。

上课时，老师也不时告诉我们一些日本的怪事。有位老师告诉我们，数十年前，东京扩展时，很多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由于出卖自己的土地而暴富。这些人为了充实自己，改变无知的形象，装模作样地也要摆点斯文，要读点书。

这些人以为买书就想买菜论斤论个买，还可以外卖，就打电话到书店，让书店的人送几斤书来。真是无知透顶。

学校里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不管打扫哪间教室，总将吸尘器的电源插在楼道里一个固定的插座里，教室里也有很多插座可用，但她从不用别的，只用那一个，线拖的老长，大家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台湾的临时工打扫教室时，用了其他的插座，那位老太太惊慌地告诉那个台湾人：“那样做很危险，我每次都用固定的插座。”日本人很认真，很仔细，当别人教那个老太太打扫学校时，就用了那个插座，所以她就牢牢记住实用的插座，以后每次都用那个插座。日本人的脑子很不开化，你教她，她还不信你，实在是没办法。

日本这个国家，就像一个的暴发户，二战后突然暴发起来，不可一世，即没有正义，也没有责任，知识让人觉得粗俗和无知。

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是窝里斗的民族，所以总羡慕日本人的团结合作精神。有句话叫：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

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日本人的窝里斗比我们更加激烈和更不择手段。但日本人胆小怕事，即使相互间斗的要死，再工作上也是丝毫不会马虎，所以掩盖了日本人的窝里斗特性，使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团结。

大林太太和店里所有的都合不来，所有的日本人都怕她，不喜欢她，背后说她的坏话。新店长年轻，也不喜欢大林太太，他得出身份也使他他经常违背大林太太的旨意，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

新店长去了三个来月后，连着好几天，新店长都没来上班，店里好像很乱，什么都没人管。这种事情是从来都没有的，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也没来上班，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不太懂日语，日本人背后议论别人时不太明白，只觉得有点奇怪。

这种混乱状态又过了没几天，大林太太有一天就告诉我们说店长辞职了，我也就信以为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几个日本人也不来上班了。接着大家就传说店长被大林太太开除了，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早就不满大林太太，和年轻店长的关系又不错，同时辞职了。

这些消息明朗后，台湾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打电话给大林太太，告诉大林太太她也要辞职了。店里的年轻人几乎全辞职了，这使得大林太太很孤立，大家都知道是由于她的苛刻逼走了很多人。

一个晚上，我一个人正在厨房里正在洗碗，大林太太跑进来，对我说：“李，我现在不相信日本人，也不会依靠日本人的，我只靠你们外国人。”

我就不相信她，但不知道怎么应付她，就随便支吾了一声。

这时，她又对我说：“你去告诉大家，我待那个台湾姑娘很好，她不是我逼走的，而是她自己要辞职的。”

原来是这样，她逼的别人没办法呆下去，最后还要让别人感谢她，语言已经很难描述像这样的日本人。

一个星期内，年轻的日本人临时工只剩下了一位，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在冰淇淋店工作，已干了四五年。另外，就剩下川上太太和其他两三个老太太，再加上我和其他两个中国人，小王和小郑。早晨没人做冰淇淋了，冰淇淋店没人做冰淇淋了。

店长辞职后的一天，我在学校。下课休息时，学校老师来给我了张纸条。我看上面写着：

李先生：早上9：30左右有个叫大林的女人让我转告你，请你尽快给他打电话。XXXX199X年X月X日

看了纸条后，我赶快给大林太太打了电话。

大林太太接到电话后，声音沙哑地对我说：“李，放学后后马上来上班，拜托你了。”

我告诉她：“知道了。”

这种事情以前从没有过，我猜到可能是没人做冰淇淋了，需要我赶快去做冰淇淋。放学后，吃完午饭，我就去上班了。

我到了店里后，我不禁感到有点太惨了。喝茶的地方没客人，平时冰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冰淇淋，可那天全是前一天剩下的大约，仅有数桶，每桶还不到一半。

店里只有三个老太太。

大林太太见到我，说：“没有人替我们，我们没办法休息，大家都还没吃饭，厨房了很多事情也没人干，你来了我们就可以轮流休息了，现在冰淇淋没了，你赶快做冰淇淋。”

我什么也不用说，打开机器开始做冰淇淋，干了一下午才将冰淇淋做好，做好后已经快下班了。这样显然不是个办法，每天早晨必须要有个固定的人来做冰淇淋。

这天以后，另外一个叫松本的中年人每天早晨到冰淇淋店里做冰淇淋。松本先生原来就是这家店的店长，做冰淇淋做了十来年，他是台湾老板仅有的一位日本的正式员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台湾社长做了开展了很多业务，买瓷器、买茶叶等等，这些业务都需要有人经常出国出差。所以台湾经理让松本先生去帮忙搞贸易的贸易业务，松本先生就不到这里来了。

现在由于白天没人做冰淇淋，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台湾社长搞的贸易赚钱的也不多，所以松本先生在公司里也不忙，但他和大林太太不合，加上年龄大了，也不想做冰淇淋了。那种情况，他不做早晨就没人做冰淇淋了，所以不得不做。

这样，每天松本先生早晨来做冰淇淋，正好我上班前，他将冰淇淋做好，他去公司上班，我来冰淇淋店上班。

松本先生由于经常去台湾，会讲一点中文，我们俩相处得不错。他刚去的时候还送给一件很好的夹克。

松本先生来后，由于人手不够，松本向台湾老板说，请他的太太村上太太帮忙。村上太太是一个只会制造麻烦的人，她去过好几个小店邦过忙，但由于越帮越忙，大家最后都无法忍受她，最后不让去，当时她正闲在家里。

松本先生告诉我，当他和村上老板谈到请村上太太来帮忙时，村上老板都不太相信还有人会请他的太太帮忙，都不相信，惊讶地问松本先生：“你是说让我太太去你们那帮忙吗？"

松本先生说了两编是后，台湾社长才相信，高高兴兴地告诉他太太，请她来帮忙。村上太太非常高兴地来了。

她来后大家都认识到让她来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村上太太是一个胆小，无能，对别人吹毛求疵，又不相信别人。她来后，只会洗碗，收钱和接待客人，所以她主要管接待客人，收款，晚上清点营业额等工作。

村上太太接待的客人点单后，她经常不管其它客人是否同样有单，一定要让厨房先做她的客人的单，即使是先来的客人的单已做了一半，她在比她不再要忙很多，她见什么说什么，管什么。

收款机里的现金有时和收款机统计出的应收现金不太符合，有时现金比统计的应收现金总数多，有时少，只要差错不大，都应该属于正常。但村上太太来后，每当晚上结账有差错时，就去打听当天谁动过收银机，是否清点好了等问题，让别人觉得有人偷了她的钱。

村上太太的思维和推理方式也很奇怪，这种方式只有日本人才能明白。松本先生告诉我，村上老太太发现现金比收款机的统计出来的总数多时，她就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同时她又想为什么她来后钱就多了，她没来以前钱多了的话是不是有人贪污了；村上老太太发现现金比收款机的统计出来的总数少时，那肯定就有人贪污；村上老太太发现现金比收款机的统计出来的相等时，她就想为什么她以前清点时现金多，而现在现金少，又要怀疑是否有人是否拿钱了，为什么她来后现金就多，她不在时那多的钱去哪里了。

总之，无论怎么做总是有问题，其实在日本有很多这种人，作也不是有也不是，让他自己干她又不知道怎么干。在日本的数年中，我多次和这种人打过交道。

日本人本身心眼就小，一点小事都牢牢地记在心理，何况被别人怀疑偷了钱，所以搞的很多人最后都不动收银机。

最后，大家知道她的毛病，都不能动收银机，等她来干，即使村上太太不再收银机旁，大家也会等她，而自己不碰收银机。她休息前，也会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管收钱，谁要是动过了收银机的话，那天晚上现金和帐不付的话，她一定会向松本先生反映。

松本先生又气又没办法，人是松本先生请来的，也不好不让她来，何况她是老板太太，经常将她的怀疑和推理告诉台湾老板，并责怪给松本先生管教无方。

这个问题，最后让村上太太搞的大家都没办法和她共处。

冰淇淋店里牛奶茶等饮料不能当着她的面喝。每天没有放在冰箱力的牛奶当天晚上就扔掉。有一晚上，我刚倒掉剩牛奶，她就进来，她看见那罐牛奶不再了，就问我：“牛奶是不是没有了。”

我说：“是，没了。”

她怏怏地走了出去。

松本先生就在我旁边，对我说：“她问你的意思是说你喝了牛奶。”

木村太太说的日语的字面意思我全明白，我不解地问：“她只是问还有没有牛奶了？”

松本先生笑着对我说：“她是说你把她的牛奶偷喝了。”

原来是这样，通一句话日本人和外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我还是相信松本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

晚上结账她对谁也不放心，她都自己干。

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尽可能地缩减大家的工作时间。

村上太太总是从自己的立场上想问题，从不想别人。一天晚上，晚班的人很少，需要增加人。那阶段，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冰淇淋店打工，他白天在冰淇淋店打工，晚上去一家餐馆打工。最后，村上太太请那个中国人晚上请假，不去餐馆工作，而到冰淇淋店打工。

虽然餐馆的工资比冰淇淋店的工资要高，但老板开口了，那个中国人没办法，只有听村上太太的话来冰淇淋店加班，离下班还有四，五个小时时，没有平时那么忙，村上太太想省几个小时的工资，就对那个中国人说：“XX，现在不忙了，你可以回家了。”

气的那位中国学生没质，当天餐馆的工作也干不成，只有回家。帮忙帮忙，最后牺牲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晚上有时早一点干完工作的话，村上太太会让大家赶快打卡离开店里，少算十五分钟的工作时间。但由于她不知道要干什么，所以大家都也能磨到正点下班。

如果我的同胞在外国人面前像村上太太那样做的话，我觉得实在是中国人的面子全让她给丢尽了。作为日本人，松本先生或许也有这种感觉，时常对我说：“大林太太和村上太太是非常特别的日本人，她们一个是十万个日本人中间才会碰到一位，另一个是一万个日本人中才有一个的人。”

村上太太杆了不到一个月，晚上在结账时，多次出错，但她常将着错误归咎于别人，最后一次，她出一个很大的错，她自己也没办法下台，从此以后她就不来了。

那一次，晚上她清点当天的营业额。但不知怎么高的，现金比收款机上打出的营业额要少上万日币，我们的营业额一般才十万日币左右，所以那是个不小的数字，那天晚上，我也是上晚班，我看村上太太将钱来回清点了数遍，脸色也很不好，不是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呀，差的太多了……”

我觉得不对劲，但那一天晚上在场的人没有动过收款机，她没有理由说在场的人。

最后，村上太太点完钱，装进皮包锁好，让人存到夜间银行去了。然后，她给松本先生留了个纸条，告诉她钱少了很多，同时将责任推给松本先生，怪他管教不严。

第二天，银行在清点这笔款项，发现现金数量和村上太太填的记账单不符，打电话到冰淇淋店来说明情况。原来本身前一天的营业额和收款机的统计是一致的，由于村上太太在清点现金时将钱数错了，所以搞的大家都紧张，最后还怪别人。这一下，大家都很气。包括收银的日本小女孩都曾被怀疑过，所以大家觉得不要这个人更好一点。当天，松本先生将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内容，写了一份传真，给村上太太发去。从这以后村上太太也不好意思来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