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试完后，紧接着就是面试。

第一个面试的是东京大学，我记得别人没问我什么重要问题。面试完后，我往外走时，主管面试的一个老师跟者我走了出来，很严肃地对我说：“李先生，你快给你报考的指导教授打电话，他要是不收我们也没办法。”

数年后，等我在日本的大学里学习过后，我才知道其中的关系。我报考的东京大学的教授不是我所报考专业的专职老师，而是兼职老师。面试那一天，那位教授不在场。面试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看学生和指导教师是否合得来，老师没有见过学生，是很难录取的，系里没有权利决定老师录取学生的事，所以系里爱莫能助，只有我自己和教授谈，但对这些日本社会的制度，我是不清楚的，我以为考试就是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按分数的高低来招生，但不是那么简单。

这时我并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我还是马上给那位指导教官打了电话，当时那位老师出国开会去了，并未联系上。按计划，第二天东京大学的考试结果就出来了。第二天当我打电话去问我是否被录取时，他们告诉我未被录取。

接下来是电气通讯大学的面试，面试时一位老师问我：“为什么你不参加留学生的考试，而参加日本人的考试？”

我说：“我不知道有留学生考试，我去招生科拿考试申请表，那的工作人员就让我参加这个考试。”

我的成绩不错，老师也没有故意刁难我。考场完前，一位老师问我：“你和报考的老时间过面没有。”

我说：“没有，我不知道要和老师见面。”

那位老师又说：“是否录取还有几天才能决定，录取之前，你一定要和你的报考的指导老师见一面，谈一谈。”

这样，电器通讯大学的考试就算完了，只有等结果了。面试时那位老师对我说的话我不敢忘记，首先要和指导老师必须要见一面。马上打电话给我报考的指导教官，那位教授很客气，马上约我见面。等那位老师见面后，只谈了十多分钟，我就感觉到我已被录取了。

这时，我明白面谈的重要。录取与否，除了成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是否和指导教授能合得来。在日本工作数年后，我才明白和指导教授见面更重要的是要拜托指导老师关照你，就像一个人要在日本的公司招工作，拜托业务主管，祈求一份工作一样。

和电器通讯大学的指导教授见过面后，东京工业大学的笔试结果已经出来，我又在面试考生之列。有了其他两所学校的考试经验，我去找东京工业大学的指导教授，由于他是我所考专业的兼职教授，所以关于我的材料，还未到他手里，他不了解我的情况，没办法决定，只有等面试了。

到了面试那天，由于专业等不太对口，所以他并未收我作研究生。我是从东京工业大学研究生院的资料上查到他的名字，了解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的，所以报考了他的研究生，但专业实在不符。

面试的最后，一位老师问我：“如果你不能去你所报考的研究室的话，你愿不愿意去其他研究室，改学其他的专业？”。

我听后，毫不犹豫地豁达说：“愿意。”

这样，东京工业大学的面试就算结束了。

面试完后的情况就是，即使我考了第一，但如果没有研究室收我，我还会向东大那样，没办法被录取；如有研究室愿意招收我，我的条件已没什么问题了。能否考上东京工业大学我心里没有底，这次找谁谈也不知道，只有听天由命了，但最后那位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去其他研究室的问题，使我有一种感觉，东京工业大学应该没问题。

过了没几天，电气通讯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东京工业大学的指导教官的名字是管野教授，我想这就是在面试时问我原不愿意去其他研究室的那位教授。

考试合格了，在日的最困难阶段应该算是读过去了。

考试的经历，实在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我想起鲁迅先生些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他在日本生活期间，感受到了城市人的冷漠和乡村人的热情。日本的大学，也好像有城市乡村之分，东京大学就像一个城市大学，高高在上，不为学生着想；而电器通讯大学，就像一个乡下学校，老师很热心，尽可能地为学生而想，帮助学生；东京工业大学，就介于这两种类型的中间。

这一段经历实在是太惊险。中国人的考试都是论成绩，录取与否是由成绩来决定，而在日本，和指导教师的关系，有时比成绩更重要，按中国人的说法，可活动的余地更大。

我参加东京工业大学的考试，在和我同一考场的其日本人的专业课考试不少人是零分或近似于零分，我也不超过三十份。但我相信即使其他人得了零分，也有相当的人被录取。招生时，指导教授只要说一声，他那天没发挥好，就可以。这就是日本。

几年后，读到一位日本人写的一本关于他留学中国的经历的一本书，书中说道，一位日本人参加了入学考试，没考上，那位日本人时候很不服气地告诉作者，他的考试失败不是他的成绩不好，而是由于其他留学生向老师送礼，他没送，所以他没考上，别人考上了。看后，觉得日本人真是自不量力。我接触过很多日本的大学生，觉得他们实在水平太差。很多日本人告诉我，现在在日本，只要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能读大学。

但不管怎么说，我考上了东工大和电气通信大学，我很高兴，这件事也是我至今觉得十分傲的一件事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东京的国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