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复印风波

到了日本后，暂时住在朋友家。第二天，我赶快去学校找招我的指导老师，管野教授。到了学校，我才知道我的指导老师已经更换，新的指导老师叫广田，是刚从另外一所大学调来的。

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我马上去和广田教授见面，恭恭敬敬的奉上礼物。广田教授给我介绍了研究室的情况，又将助手介绍给我，接着就让我到实验室去，自己找个座位。

当时广田教授研究室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三位学生。

一位是南斯拉夫的博士生彼得，在过一学期他就要毕业。彼得不是东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而是另一所大学的学生，由于指导老师已退休，所以，他由广田代为指导培养。到了毕业时再回那所学校进行论文答辩，论文通过后就算从那所大学毕业了。在日本这种情况很普遍。彼得是一位国费研究生，日本政府提供全额奖学金。彼得在日已有数年。

另一位是韩国人，他也是从管野教授研究室转来的。那位韩国学生准备考博士，当时是研修生，要参加数月后的考试，考上了就成为正式注册的博士生；考不上就下一次在考。那位韩国留学生到日本才几个月。

另外一位是中国人，他是广田教授从法政大学带来的研修生。据说已在广田研究室呆了好几年，正准备考研究生，那时他一个星期就来一、两次。

这以后，我基本每天去研究室，每天研究室里只有三个人彼得，韩国留学生和我。不但很快和研究室的其他同学混熟了，而且也认识了一些其他研究室的中国留学生。通过一阶段的了解，我对日本的大学、我们系及研究室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日本的大学里，特别是像东京工业大学这种有名的国立大学，老师之间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研究派系之间互相排挤，扶持自己的力量，打击不同派系的人。管野教授在系里非常有势力。这个系是他一手创建的，但他已快退休，在他的研究领域，管野教授很有名的，他希望即使他退休后这个研究领域在日本学术界还能有一席之地。通过自己的影响，管野教授从一所私立大学将广田调来。同时管野的学生也在同一系里作副教授。

广田来后，立即就当上了教授。当时广田才四十多岁，这在东京工业大学这种学校里是很少见的。当管野教授招收我作为它的研究生时，就可能已是为广田代招的。招生时，广田那时不属于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他不可能招收学生。

由于这一层关系，广田研究室实际上和管野研究室是兄弟研究室。

广田研究室刚成立，什么都得从头干起。更头疼的是，广田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或许他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干什么更是不知道。

在日本的大学里，由于从前研究的方向已趋完成，新的研究方向还未找着，指导老师有相当大的压力，通常老师会安排几个学生搞这个，另外几个学生搞那个。当时，我们就处于那种状况，我们三个人的研究方向互不关联。

广田研究室当时全是留学生，这一点很特殊。所以在日本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冲突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矛盾最利害的是广田和彼得的冲突。

我刚去时，像所有其它的日本研究室一样，研究室的师生会一起吃饭。到了午饭时间，助手会叫我们和广田教授一起去吃午饭。由于有好几个食堂，基本上广田说去哪个就去哪个，但有时彼得也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时大家也会听从彼得的意见。

在东京工业大学，大部份研究室的学生复印资料是由研究室出钱。

刚开始，广田研究室也是这样处理的。系里有一台复印机，每个研究室都有一张那台复印机的磁卡，记录了该实验室用那台复印机印了多少页，到一定时间后，研究室统一结算。一切没有人管，大家很自觉。

大约在我刚进不久，广田发现复印费的开销过大。老师说，和其它研究室比，我们研究室使用的并不多。我知道其它研究室的有些学生是将书整本复印。

但或许我们是新研究室，经费不充裕；或许是广田小器成性，所以我们研究室学生复印时，要收费。即我们每人拿卡去复印时，在一记事本上，记上自己复印了多少页，到月底，一齐清算，没人会不记或少记的。

在日本，各研究室的规章制度全是老师说了算，没有人能反对的，但我们研究室都是留学生，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彼得，对这个建议反对得最强烈。

我复印的不多，另一个中国人不常来，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影响不大。而韩国人反对，但东方人毕竟不像西方人，他不明着反对，只在背后说说。而彼得公开反对。

日本人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在日本这是美德。为了执行复印收费的问题，广田教授也不将他的意见明确表示出来，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他都是以征求大家意见的态度问大家，好像是和大家在商量，但实际上商量和不商量是一样的，这只是一种民主的象征罢了。这就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现象，商量前结果就已经定了，等着大家举手表示同意罢了。

每次广田和大家商量时，彼得就会出来反对，并且只有他一人针锋相对的反对。这样广田就经常找彼得单独谈话，两人经常一谈谈数个小时，但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谈完后，彼得告诉我，广田又告诉他日本某家企业的员工为了公司的利益，自己拿钱去替公司办事，现在的日本并不象想像的那么强等比喻，来暗示彼得应该想那些公司的员工学习。但这种做法对一个日本人来说或许会激励他的发奋图强，勤俭节约，但对西方人的彼得来说，他不明白广田教授讲这些话的意思。谈了几次，在复印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进展。

最后，在一次开讨论会时，广田强行宣布以后复印交钱，每页的价钱较商店复印便宜20％左右。当时宣布完这个决定，彼得大声说：“在外面复印时有收据，你们这复印有收据吗？"

广田没办法，说，“如果你们收据的话，我给你们收据。”

这次后大家都不高兴，但也没有办法，只有执行。

开完学习讨论会后，彼得说，他要拿着收据去给教务处看。但事实上过了不久，他就学成回国了，也并未去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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