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复学后的第二学期，我们系和另外一个系合并了。当时我们系的正式编制老师仅有五位左右，其中包括管野教授和广田教授，还有另一位副教授是管野教授的学生，这样不可能独立存在下去。另外一个系据说是从我们系分出去的，当时也很难独立存在下去，两个系都搞不来钱，所以决定合并成一个新系。

正好那一年文部省又增加了教育经费，扶植新兴尖端的专业学科。两个系合起来后，新系的名字起的时髦新颖一点，各个研究室在给文部省报研究方向时尽量和当时时髦的学科专业联系上，这样可问文部省要钱。合并成新系后，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干什么的还在干什么，只有新系的各种名字变得好听了一点。

我们系各个研究室的所有房间在那年三月份，利用寒假期间，全部粉刷了一遍，各个研究室也是焕然一新。新学期开学后，从外校、外系调来了很多新老师。这样，新系在学校里又成了数得着的大系。

广田教授也招了很多学生，所以研究室变得很挤，真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但我的情况和这喜气洋洋的气氛不协调。我所在的年级是老系的最后一界毕业生，而我比同级生晚半年，所以我是那个专业最后一名毕业生。我们专业在一年级上学期时有一门必须课，那时我不在日本，所以没有学成，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学那门课。

广田当时也刚到那个系，来后直接成为教授，一定有很多人嫉妒他，特别是很多年纪大，在东工大呆的时间长的老副教授，一定会给他找麻烦。在日本这种现象很普遍的，先入的公司先辈有权管教后入公司的后辈，后入公司的服从先入公司的。

但大学和公司稍有不同。大学教授之间斗争的一个主战场是在招生和毕业论文答辩时，有实力的教授和派系对非同派及厌恶的教授的学生的横加指责，在那些公开场合贬低对方的学生，借以教训对方，打击异己。教授之间争斗的最大牺牲者又是留学生，因为文化背景、语言及教育背景的差异再加上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的偏见，使得留学生很容易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反过来，教师的面子全要靠学生来撑。如若学生作出高质量的研究，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这个教授在教授中就很有地位，说话也顶用，也更容易位学生搞到奖学金等。但大多数的学生其实是差不多的，科学发展到今天，特别是应用科学，能出好论文的题目也已很少。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广田教授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压力。首先，比他年纪大，比他在东京工业大学资历高的很多人还只是付教授，他来就当了教授；其次，广田研究室以前的研究内容早已完成，将来搞什么，以什么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还不知道；最后，再加上新成立的系里也有很多事情等他干。日本的大学教授只关心自己的研究，其他行政事物一概不管，所以经常系主任没人干，最后各个教授轮着干。

广田是一个很认真，很爱面子的人。他想弄出名堂来，这就要他的学生比其他研究室的学生优秀，要有更好的论文，所以他对他的研究室的学生逼得很严，要求学生出论文。

在奖学金的问题上，根本不能指望广田像其他教授一样，帮研究室的学生从民间搞奖学金。更让人不能原谅的是，他有时连推荐信都不想给我们些。广田公开对所有的学生说，以后尽可能地减少让他写推荐信的回数，因为他很忙。

日本大学里有一种学习讨论会，就是每隔一定时间，通常是一星期内，同研究室的同学们聚在一起，由一个学生讲他最近的研究进展，或只是介绍一篇论文。

刚进研究室时，由于我们研究室刚成立，学生少，刚开始时，经常需要我讲硕士论文研究题目等；后来，学生多了，我和那位韩国学生较其他早入研究室，所以我们经常介绍杂志上的论文。

为了找出硕文论文的研究题目，我经常去图书馆查资料，我查出一个题目，然后在讨论会上讲。但讲了几次都通不过，广田总是说没有新颖性。我在广田研究室里的十个月时间里，包括新招进来的近十来个人，关于各人研究题目的讨论会开了二三十次，但没有一人的研究题通过。

数年后，我在日本工作过后，才了解了日本人的很多做法。很多的日本人，他们自己不知道干什么，但对别人的工作挑三拣四，横加指责。这就是日本的特色，我考了三十分不到，以第一名的成绩进了东工大，而那些近似零分的人也一定有一半以上的人进了东京工业大学，真不明白这个考试的作用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及老师在系里的地位。指导老师如果有实力的话，他可以为那个学生找出理由；反之就很难说了。我们旧系的一个研究室的学生参加入学考试，英语只考了二三十分，照找不误。这种时候，才能体会到大和民族为人处事的“和”的意思，大家都和和气气，谁都不得罪。

这样招进来的人，特别是硕士生，只要不旷课太多，不要和指导教师吵架，好像没有没毕业的学生。老师说毕业就毕业，我没听说过有硕士生没毕业的例子。这种大环境下，我的处境较难。我是这个研究室的第一个学生，由于各种原因，必修课还未过。

我选课赚学分已有相当大的困难。研究生第一学期有很多课可选，而第二学期可选的课已不多。再加上日本的大学里同一研究室的人通常数人同时选一门课，大家也可有个照应。很多科目的考试是期末写一篇报告。而这个老师的报告的内容题几乎年年相同的，日本学生很多都是抄前几界同一研究室的同学留下来的报告。当时，由于我们研究室只有我一人，很多听不懂，只有下来自己看。比这些课更大的问题是硕士论文研究，没有毕业论文肯定毕业不了，论文质量不高，广田肯定不会让你过。

转眼之间，已是第二年六月份，我入东工大第二学期已快定。广田开的那门选修课我未考过。这门课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未过。我想，这下要挨骂了。

过几天，广田找我谈话。开口就对我说：“现在的情况是你不能毕业？”

我问他为什么？

广田说：“第一，你已在研究室十个月了，还未有论文发表，能力不行，不能再在东京工业大学读书了；第二，你有一门必修课未过，这门课本应在研究生的第一学期通过，现在你没办法去学，没有这门必修课的学分时毕业不了的。但你如愿意学习，你可继续留在实验里，但不能毕业。这我已是很照顾你了。要是日本人的话，我不会这样对他的。”

他还告诉我他将成绩交到了教务处，所以我的命运已决定了。

这个打击太大、太突然了。

我问了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告诉我，这极不合理。日本的大学里没有规定要求十个月必须出论文，没论文的话，就不能毕业。况且，日本的硕士生有几位十个月就出了论文。另外，必修课是一门只要经常去上课，百分之百能过的课程。只是我没有机会去选修这门课，现在用必修课只是一种借口。很多中国留学生劝我去找学校的咨询老师去谈谈。

日本大学里有种咨询工作，由学校校长任命，专管咨询处理日常工作中的一些常见的问题，调解各种矛盾。

我去找了一位咨询老师，那位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问我：“李先生，你是否和广田教授吵过架。”

我说：“我从未和广田老师正面争吵过，他说什么，我都是照办的……”

那位老师听后，很痛快的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日本学生也经常和老师吵架，你只要换个指导老师就行了。我和你们系主任联系，让他帮你换个指导老师。”

那位老师让我安心回去等几天。他告诉我他马上给新系的系主任原教授发了个电子邮件，说明了情况。

坐卧不安地等了几天，还未见到答复。有位中国留学生给我出主意，让我买瓶酒，去问问那未咨询老师。

买了瓶酒去找那位咨询老师。见面后，他很高兴地收下酒，告诉我，我们系的原教授还未答复他，让我自己去找原教授。

当天，我就去找了原教授。

找到了原教授的研究室，正好在原教授研究室的门口碰见了原教授。我以前未和原教授打过交道，他不认识我。

见到了原教授，不知从何说起。说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原教授知道我是留学生后，用英语问我。正好我就用英文回答他，开门见山地做了自我介绍，说明了来意。

原教授首先告诉我他收到了那位咨询老师的电子邮件，接着随便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另外问了几个广田研究室的问题。日本的研究室之间很想交流很少，老师之间很少来往，说一可能是例行调查。

最后，原教授告诉我下学期再另选一门课，当然不是广田开的作为必修课，让我再等几天，他给我回信。但关于换指导老师这件事只字不提，但问题看起来好像解决了，这时我感觉好像并不是一件难事。

这期间广田寄给教务处的成绩单也被退回来了。

教务处无权干涉指导教授的事情，但首先这种做法太过火了；再加上因为我晚来报到的情况又非常特殊，教务处很多人认识我。所以当广田将成绩送到教务处时，他们知道是我后，很多人都我说好话，广田也很难拒绝。

所以广田又让人找我，说给我一次补考机会。我知道再补考也白搭。广田以前明确告诉我，只要我能跟着同级生意其交一份报告，既是第一学期所有的课都不上，他也会给我这门课的学分；但错过了那此机会，只要他是主考老师，我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所以我知道考试很头痛，但他既然说了，不考也不说不过去。

到了考试时间，见了考卷，我马上明白，考和不考结果都是一样的。试题中有道题问我毕业论文写什么、什么时候完成。我们都很明白这件事本身就是我没办法能够找出一个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题目；和别人一样普普通通的论文，广田根本是不会让我做的。如果能够有一个好的论文课题的话，也不会有这些事。

答完后，广田教授开会去了，我也没心情等他，就先走了。

过了几天，我去原教授那里问结果。

原教授见到我，一付很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我说：“你和广田教授说的不一样。”

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说的不一样，大家可以面对面的辩论，找出最终事实的真相。但日本都是背后处理问题，大家不会面对面的辩论任何事。

但我感觉到，原教授和广田在我的问题上有意见分歧，好像问题很复杂。

最后，原教授让我去见广田，说他有话要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