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证去年五月，我完成了公司在北京的业务，正在考虑能够好好地在即将来临的世界杯赛事中好好地放松一下自己。就在我养精蓄锐，希望在期盼已久的足球赛事中彻底放松一下自己的时候。我接到了业务经理的电话：

　　Andrei，一切还顺利吗？你在北京的任务到这个月就应该结束了吧？经理的话语还是和往日一样平静.对呀，很累，我想放松放松。还记得我们去年下半年谈过的日本的项目吗？记得，不是说要推迟吗？现在日本方面说项目马上就要启动了，希望你能够马上启程去日本，你准备一下吧，回到上海就去日本领事馆办一下签证的事宜。

　　放下电话，我愣了半天，看来疯狂假期的设想是注定要落空了。我望着酒店大床上散乱的衣物，心里泛起的是对父母的愧疚，看来这次回家陪伴他们的日子又会是非常短促，平生第一次让思乡的情绪占据了自己的心头。

　　五月五日，我回到上海。刚到办公室的感觉就是无比的忙乱。去北京前座的作为早已经让给了其他同事，没办法，只有在办公室里见缝插针似地找空余的座位，好不容易找到了座位，然后忙着连接网络，查看堆积起来的电子邮件（看到标题不善的邮件，心中默念上帝作证，我没有看见内容，只是手误把它删除了，罪过，罪过。）填写费用报销单和出差补贴申请。很快，就到了中午。在出门午餐的路上，顺便看一下自己的邮件，结果把我吓了一条，我有一个又大又厚的邮包。我赶紧把邮包打开，只见一大堆的文件和证明材料，全都是用日语书写的。正看着，桌上的电话忽然响了，话筒中一个亲切的女声用日本味很浓的英语响起：

　　“李先生，你好，我是礼子，你到日本工作的签证问题由我负责打理，我两天前给您寄过去的邮包，应该收到了吧？”

　　“是，收到了。”我回答着，背上起了一层冷汗，这也太厉害了吧，怎么我刚看到邮件，日本那边就有电话过来，难道他们在这里安装了监视器不成？

　　“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吧”。接着礼子就是用标准的日本式的工作方式给我详细地介绍了办理签证的流程和我必须完成的文档和工作。我一边和她确认一边将所有应该填写的文件和表格完成。临挂电话的时候，出于好奇，我问道：

　　请问礼子小姐，你怎么知道邮包已经寄到我的这边了呢？很简单，互联网上可以按照邮寄清单的信息找到邮包的最终下落。

　　果然厉害，原来有这个信息来源。看来通过互联网提高业务效率，在日本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了。现在万事具备，只欠签证了。我认为去日本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没想到偏偏在签证这个环节出了问题。

　　由于日韩世界杯的缘故，而且不久前又发生过朝鲜人冲击日本驻沈阳领事馆的事件。我的商务签证申请被送交日本外务省进行审批，时间将无限期延迟。尽管我的公司是一家世界知名的咨询企业，尽管我的申请手续和文件都非常完备，还是被拦了下来。我尽了最大努力催促日本外务省办理有关签证事宜，但还是没有办法。“我难到是你们所担心的恐怖分子吗？我难道长得那么象本。拉登吗？”我气得对着电话听筒大声咆哮。但是日本外务省的官员还是彬彬有礼，又有些不近人情地用拙劣的英语回答：“对不起，您的申请正在审查，可能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给您带来麻烦，请多原谅。”

　　看来商务签证是没有希望了。和礼子取得联系后，我们只有改变策略，由她出面请求一位相熟的国会议员伊藤，由他作保，直接向法务省申请工作签证，不过依然需要等待大概一个月左右。

　　唉，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签证的问题就一大堆，看来只有等待了。原来到日本的签证是如此的费劲。我在这之前已经去过美国，澳洲和欧洲，每一次都是凭着我们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声誉顺利过关。没想到日本却吃了闭门羹，看来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对外政策还是有很大差异，东西方国家（尽管日本自己认为是西方国家，但是在哲学和传统上来说，其还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在危机时刻处理问题的方法还是有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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