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时代，的确迅速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改变了国人关注世事的视野。在中国与中国人源源不断的海外拓展中，国人无疑已经越来越能够认识到与此同步递增的海外风险：战争、政治动乱、商业打击、针对性犯罪、恐怖主义威胁……面对这种全球化下的海外风险，中国政府对于海外利益的保护意识与保护能力，也在与日俱增。近两年来，在中东、在东南亚，中国政府的数次海外应急表现，都颇可圈点而令国民欣慰。

在这一次的所罗门护侨举措中，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被证明更加成熟起来。而在这应对能力之上，更值得关注的，则是一种越来越清晰明确的责任感。

明清闭关锁国，禁民“出洋”，朝廷对于海外华人所遭灾难，采取“概不闻问”的态度。1603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屠杀华侨二三万人，明廷知而答说：“所杀华人，皆系私自出洋，罪在不赦。”1740年，发生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屠杀华侨近万人的“红溪惨案”，乾隆帝的回答也是：“大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闻问。”后时局大开，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初步形成，却遇意识形态誓不两立的特殊较量，海外华人华侨曾被荒唐地整体贴上了敌对关系的标签，又或者在复杂紧张的外交关系中根本就无法获得感知故土母国的空间。这样一群人，被这样长久地置于国家利益之外。

事实是，个人不再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子民，外籍华人也并不是中国的国民。但历史和现实多次明示，在国籍认同之外，在种族血脉上，在文明交流上，在心理凝聚上，海外华人是国家难得的一项宝贵财富。他们飘洋过海，是最敢于冒险的华人，是最见识了广阔天地的华人，是在异国他乡打拼扎根下来的华人。也许，他们是一个种族不得以扩散开的无奈，但又何尝不是一个文明不自觉走出去的尝试？

如今,国家和国人都确定无疑地认识到,海外华人,其实也是一种国家利益。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是中国经营外交关系的正面力量,也不仅在于他们可以作为成功者再回到中国投资,还不仅在于他们也是反对“台独”的有效声音……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海外华人的成就,无论是杨振宁还是关颖珊,都能令包括整体中国人在内的全体华人感受自豪与自信;而海外华人的种种种族认同,又使之成为中华文化渗透世界、融合其他的管线网络。海外华人的状态,根本上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生命力的另一面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