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春夫，1928年生，法学博士（早稻田大学）、著名刑法学家。原早稻田大学总长（1982—1990），现任亚洲和平贡献中心理事长。主要著作《犯罪实行行为论》（1997）、《日本的方向与亚洲的未来》（2006）等。

近日,笔者在西原理事长办公室对其做了访谈,以下是访谈部分内容。

西原春夫先生2005年曾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大师论坛上

演讲，他特意把当时的广告牌带回日本做纪念。(刘迪 摄)

问：中国人都知道，早大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的母校，25年前，您作为早大代表，与这两名母校之子任教的北大签署了校际交流协定。恐怕两位先人也未想到，亚洲近代的启蒙主义，是以如此方法写下一个句号，而且重新迈出一步。您能否谈一下当年是怎样签下这个协定的吗？

答：是啊，历史的发展让我们个人充当一个角色。我清楚记得，1982年1月，北京大学通过中国驻日大使馆与早大联系，希望与我们建立校际交流关系。当时，我恰好任分管教务的理事，也是副总长。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有关中国的信息还不多。我与中国问题专家安藤彦太郎先生、岸阳子先生（两人当时均为早稻田大学教员，著名中国问题研究家，现已退任——访者注）商量，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这年6月，早大代表团访问了北大，我在双方校际交流协定上署名。那是我第一次访问中国。

 

问：20多年过去了，中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回过头来，您怎样看待这个协定？

答：这是早稻田大学与亚洲国家的大学签订的第一个校际协定。从签约之后，我每年都去中国，有的年份竟去4、5次。我一直觉得，中国民众对早大充满友好的情感。前年，我曾在深圳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一个研讨会，当时，正值学生抗议示威期间，但会议期间，我们的讨论一直非常顺利。

 

问：中日刑法都属大陆法系，中国刑法界人士认为，日本刑法学的研究成果十分值得借鉴……

答：对，的确像你说的，中方非常重视日本刑法的研究成果。毕竟，因法系不同，参考美国刑法意义不大。1988年，中方向我提议，双方合作搞刑法讨论会，我们商定，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搞了10次。这种交流，对双方都很好。

 

问：您做过8年早稻田大学总长，访问过不少世界名牌大学，您认为世界上著名大学共同特点是什么？

答：人才，最关键的是出人才。我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们培养出在本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才。可以说，培养出的人才越多，大学就越有名。不过，与以前相比，我觉得包括早大在内，各大学有些过于侧重研究。我觉得，虽然研究很重要，但仅拥有研究能力，还不一定就等于有教学能力。最理想的是教师，是应具有这两方面能力。

大学教师拥有高度的研究水平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应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提升学术水平竭尽全力，作为结果，大学的名誉、知名度与社会地位提高。而这是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同时不应忘记的是，培养卓越的人才也是大学的重要任务。

 

问：作为世界著名大学之一，早稻田大学的建学精神有哪些特点？

答：你知道，日本有三所著名大学，即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与庆应大学。从明治时代开始，根据建学精神，这三所大学就各有分工。东京大学是培养官僚的地方，其目的是造就自上而下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才。至今，这个大学维持了当年的传统。当然，东大也培养其他领域的人才。而庆应大学主要培养的是经济人才。创立者福泽谕吉认为，日本没有陷于殖民地命运，是因为引进了合理主义思想，所以才有“脱亚入欧”的思想。明治15（1882）年，早稻田大学建立。创立者认为，国家建设要从基层做起，假设没有稳定的基础，就根本不能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因此，早稻田大学当初的目标，就是要为全日本培养基层领袖，培养全日本的村长。当时大学接收农村头面人物的孩子，希望他们返乡，指导地方建设。

 

问：那个时代，其他大学之间是否也有分工呢？

答：当时，国立大学只有几所，也都根据明确的建学精神培养人才，比如同为国立大学，京都大学重点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所以京大出了好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东京大学则侧重国家急需的政策研究。另外，北海道大学重视的是地方开发研究。

 

问：早稻田大学创立至今125年，您认为早大精神是否有所改变？

答：没有。回顾历史，早大当时培养的，是那种置身于庶民之中的领袖，他们理解庶民的心情，是地方“在野”领袖。他们吸取基层民意，再把庶民的想法传达出来，变成国家方针，早大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此。人们至今仍能看到早大的这个特点——重视普及，比如，70%的日本优秀歌曲作词者都是早大毕业生。另外，早大创立者认为，国家权力必须以庶民立场进行监督，所以早大培养了众多媒体工作者。可以说，早大在文化普及与媒体这两个方面至今很强。

 

问：最近，中国增加了很多大学，校长如何管理、经营学校，受到瞩目。作为早稻田大学前总长，您能否谈谈您是怎样管理大学的？

答：我在任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不断向早大学生灌输大学建学精神。早稻田大学的建学精神就是坚持“在野”，置身于民间。我在入学式、毕业上都坚持这种精神。希望这个传统传给下一代。我任总长8年中，主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早稻田大学，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建学理念，才被社会承认。假如每个大学培养出的人全都一个模子，那就没意义了。

 

问：中国主要大学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从哪里入手呢？

答：中国政府在实施东北振兴政策中，没有平均使用投资，而是侧重高等教育，如吉林大学，经过合并、扩建，建成了很好的大学。据说是中国最大的大学，学生人数也最多。其实，中国的大学也应发挥各自特长，发展出自己的特点。比如吉林大学，虽在地方，但却具有特殊的国际性，在朝鲜、韩国、蒙古、俄国以及日本研究方面，很有特长。希望吉林大学能日益发展自己的个性。

 

问：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有什么特点吗？

答：早大毕业生重视“义理人情”。

 

问：怎样看中国大学生？

答：我不知道我接触的中国留学生是否可以代表中国。以前，我接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来到日本，学习态度十分认真。与日本学生比，他们具有使命感。但是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似乎缺少这样的使命感。20年前，或10年前，当时他们认为日本是发达国家，要努力学习，而现在，好像缺乏以前那种热情。

 

问：最近，您出版的《日本的方向与亚洲的未来》，谈到亚洲复兴问题，您认为亚洲复兴是否已经条件成熟了？

答：21世纪是亚洲的时代。但是，我不认为，仅仅是经济强大了，亚洲的影响力就会上升。我认为，在人类濒临存亡之时，亚洲必须带着哲学、道德、伦理等方面的解决方案登上历史舞台。

 

问：有人说，亚洲与欧盟不一样，亚洲统合不能单纯参照欧洲的经验。

答：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在建设东亚共同体，欧盟发展的历程很有参考价值，我认为，搞共同体，不是光是要经济统合，而是所有可统的都要统起来，要不断去统，这是人类发展的普遍趋势。在建设东亚共同体时，有些具体的做法，欧洲经验也值得学习，例如欧盟总部问题，不论放在巴黎或柏林，恐怕欧盟的发展都不会顺利，但是放在布鲁塞尔，这就不一样。同样，未来的日中韩三国组建东亚共同体，总部不应放在北京或东京，而应放在首尔。假如建立整个东亚共同体，那么总部则应放在新加坡。

 

问：在东亚共同体建设中，大学处于怎样一种位置呢？

答：在东亚共同体建设方面，大学要作为中心，发挥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