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组的主要工作是根据那家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业务的实际情况，总结设计出适合那家公司不同的业务流程。在这个流程的基础上，再和丹麦的技术人员共同开发出适合飞机维修保养的各项工作软件。
    使用了这套系统，每天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上班后，打开计算机，启动该套系统，所有相关人员的工作就自动显示在计算机上，每个人就可以看到自己当天的工作。工作完了以后，只要按一下结束键，工作就进入了下一个人的工序。所有的工作全都有记录，人们可以不用见面就使工作顺利进行。这样工作就更加有效率，节省人力和物力。
    我们小组有4个人，田中先生，另外一位日本先生叫本田，一位印度小姐和我。田中先生很忙，他承担了项目其他部分的工作，在这个小组里，他主要是指导和协调该小组各方面的工作；正式的小组长是本田先生；印度小姐和我主要是干活的，接受本田先生的领导。
    野川科除了我们小组外，还有一位叫铃木的日本小姐，和另外两名印度人，即我第一天碰见的。野川不懂技术，所有的有关技术问题全由付原先生管理。
   
    对丹麦公司这套软件的了解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了解了那套软件，才能向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说明这套系统的具体功能，再根据客人的实际工作，设计出适合不同需要的业务流程。设计出业务流程后，才能将实际要求告诉丹麦的公司，开发出合适的系统。
    日本人的工作学习方法是虚心请教、勤问。但他们缺少自己钻研的能力，特别是那个项目的日本人英语太差，没办法和其他外籍工作人员交流，英文资料也看不懂，所以满屋子的资料日本人都不看。
    但日本人认为花钱的是上帝，丹麦公司的技术人员有义务教他们。欧洲人很独立，工作全靠自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项目刚开始时，日本人经常去问威廉先生，威廉先生也很乐意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后，日本人什么都问，问题很多，威廉先生什么都干不成，也就不太教他们，让日本人自己去查资料，但没有日本人去查资料。所以虽然项目已干了半年，但没人了解那套系统。
    我去后没几天，野川问我：“李，最近工作顺利吗？”我不好回答，就说：“还好。”野川听后，说：“你刚来，一定有很多事情不明白。有问题的话，你经常去问田中和本田，他们在这里干了很长时间。你要好好干。”我听后，说：“明白了。”

    下面要说的是丹麦人威廉在北京的故事。
    这几天，威廉先生时常来找我聊天。他告诉我，他曾在中国学过两年中文，有一个中文名字，叫王发哥。他的女朋友学的是德语专业，正在德国留学。他女朋友跟我是真正的老乡关系，所以，王发哥跟我也很亲近。
    由于这些关系，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王发哥除了中文外，还会讲法文、德文等5种欧洲语言，但他不会讲日语，工作中讲英语。王发哥还想练习说中文，所以我们约定在工作中讲英语，而业余时间讲汉语。
    在我们第二次谈话时，一开始他就问我：“你怎么看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我告诉他：“一切好的东西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外国好的东西、对中国的进步有益的东西都应该吸收，这应该是拿来主义的真实意思。”接着，我反问他：“你经常读鲁迅先生的书吗？”他露出得意的笑脸，说：“在欧洲时，我就经常读鲁迅先生的书。我有鲁迅先生全集，现在在丹麦我的家里。”原来如此。
   
    王发哥告诉我了很多他和他女朋友的事。
    王发哥在北京某所大学学习期间，他的女朋友已从那所大学毕业，在旅游公司工作。有一次，一位德国客人来北京旅游，住在王发哥的隔壁宿舍。那位德国人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觉得人民公社是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人类社会组织形式，所以在北京期间一定要去参观人民公社，要和人民公社的社员聊天。那时已是九十年代初了，人民公社在中国早已不存在了。这个德国人的想法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最后，王发哥和那位德国先生还是骑车去了北京郊区的一个乡下，一起去的翻译就是王发哥的女朋友。到了乡下，当地的老百姓知道了那位德国人的目的后，都觉得很奇怪。但这次，王发哥最有收获，他认识了他的女朋友。这以后，很快他们就恋爱了。经过一阶段的热恋后，两人想同居。
    王发哥是个学生，没有收入，不可能租高级公寓，他的女朋友租了间普通民房。王发哥是个标准的老外，黄头发，高鼻梁，蓝眼睛，门卫一看就知道是位老外，光天化日之下出入那个房间太引人注目，甚至会带来麻烦。为了进入那个房间，王发哥就受尽了苦。
    每天，半夜12点钟，门卫睡觉了，王发哥偷偷去那个房间；早晨5点钟前，门卫还没醒，就早早离开那个房间，回到自己的宿舍。到学校后，天还没亮，学校的大门没开，所以只好爬墙进学校；进了学校后，他的宿舍在二楼，还要爬到二楼，才能回到自己的宿舍。大约有半年时间，这是王发哥每天的必修课。
    我听后觉得他们的恋爱谈得很辛苦、很浪漫，就拿他开玩笑，说：“你每天那样干，学习一定很辛苦。”王发哥笑着告诉我：“那时候我还年轻，才36岁。”
   
    半年后，他的这种作法还是被门卫发现了。这种行为当然遭到了禁止，有一段时间不用每天爬墙了，王发哥闷闷不乐地待在自己的宿舍里。
    有一次，他陪女朋友去办理户口的手续，在派出所门口等了很长时间，引起了一位警察的注意。那位警察问他是哪里人，在那里干什么？他告诉警察他是丹麦人，在等他的女朋友。警察听说他是丹麦人，正好那时丹麦国家足球队夺得了欧洲冠军杯，中央电视台将那场球赛现场转播了，警察是个球迷，就和他聊起足球来了。
    不知怎么搞的，警察知道了他每天去他女朋友那里的艰辛，很同情地对他说：“那个门卫我认识，我给他说说，以后你每天从门口大大方方地进去，不用再那么辛苦了。”这样从那天起，王发哥每天就不用晚上等门卫睡觉才进去，早晨也不用在门卫起床前就必须出来，当然也用不着翻墙了。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对中国人的想法作法也能理解。他经常告诉我他在中国碰见的一些事情，对中国一些事情的看法。在这些事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碰到的一次流言经历。
    一次， 王发哥的女朋友带一个旅游团去了外地。
    在那期间的一天，王发哥在校外碰见了一位女士，他们以前早就认识，两个人一起回到学校。但这件事立刻引起了他和他女朋友之间的一场风波。
    他的女朋友刚从外地回来，就有人对她说：“你那个老外男朋友又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他的女朋友审问他，搞得他解释了很长时间。说完之后，他摇着头说：“流言实在太可怕了。”
    可以看得出，王发哥很满意他的女朋友，他经常告诉日本人和其他的外国人：“我娶了李的那个城市最好的女孩。”一幅洋洋自得的表情。

    通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了解了项目的一些情况。
    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在总结整理具体的技术要求时，经常前后矛盾；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经常自己内部很难定出一个方案，吵来吵去。
    航空公司的两位业务主管在具体问题上经常有分歧，每到这时两人就吵架。有时由利公司和航空公司在讨论技术问题时，他们两人就开始吵起来。他们两人是用户的领导，主客方的人都不好干涉，大家实在没办法，七八个人就等他们。经常开半天的会，从开始到完都是他们两个在说。在国内时觉得我们的会多，但我们的会和日本人的会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日本人的会又多又长，人人都要发言，实在不解决问题。这样的用户，我们的工作更是进行不下去。前一天和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谈的好好的东西，第二天就要变卦，大家干着急没办法。
    本田先生在那儿干了半年多，但和刚去的人没什么区别，什么都不知道。有一次，不知谁将系统中一个文件给误删了，大家在想可能是谁做的。当有人说是本田时，那个西班牙人马上说：“不会是本田，他不知道那些东西存在计算机的哪里。”在场的人马上哄堂大笑，因为那些文件是最基本的东西，但确实本田就是不知道，也没法怪西班牙人的嘴太毒，但那句话还是挺幽默的。
   
    野川科长不懂技术问题，每天就是总结整理大家的工作进度。日本公司每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写一份前一阶段的工作总结，再写一个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领导根据这份资料检查并安排每个员工的工作。
    我们的项目每人每星期要写一份那种资料，交给野川科长，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这些东西做各种计划及总结工作。野川科长的计算机知识很贫乏，只会将他要用的东西做成图标显示在屏幕上，每次开机，他就找那些图标。一次，那位西班牙人用过他的计算机，图表的位置变了，第二天在屏幕原来的位置，野川找不到要找的东西就大惊小怪，让西班牙人帮他调回原来的位置。
    从性格上说，日本人擅长大规模生产，十年二十年大家在一条生产线上踏踏实实，认认真真，不停地作些小革新，周围的同事也基本是终身不变，彼此之间非常了解，合作得非常完美，能够大批量生产出质量优良的工业产品。这就是日本工业化取得世界瞩目成就的原因吧。
    但干目前这样的项目，全世界中完全相同的系统没有，也没有可参考可借鉴的地方，同事来自欧亚各国，讲的英语就有很多版本，需要每个人都有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日本人很不适合这种项目，干得非常辛苦，还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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