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回来，他就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所在的德国大学和日本的一所大学有互派交流学者的计划，他的女朋友争取到一个名额，所以大约三四月份也要来日本。但不在东京，要去离东京很远的一个地方，他已觉得很高兴了，经常告诉我他将来每个周末都要去看他的女朋友。我也祝贺他们又快团圆了。王发哥回来时，我和本田先生承担的部分已晚了很多，王发哥也经常帮助我们小组的工作。
    项目进行中，我们经常要和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开会讨论要求的具体细节，这时我总是以翻译和技术人员的身份去参加讨论会。但很有意思的是，我给别人解释和翻译完后，主客之间明白要干什么，应该怎么干，但我对飞机维修的业务不太懂，所以我自己一点也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和应该怎么干。作为翻译，第一次有了这种置身事外的奇怪体会。
    每当开这种讨论会时，本田先生就显得很可怜。每次他自己坐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人问他问题，他也不会问别人问题，根本就没人去注意他。本田先生在日本IT行业干过很多年，但他是一个标准的日本人，守纪律，听从指挥，干事小心谨慎，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所以干了很长时间，还是基本什么都不会。他在这个项目中好像在和不在都一样，我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干这个行业，他自己很辛苦，压力很大，大家也都知道他什么都不会干。我不明白他是怎么管我的。
   
    我们承担的工作比计划晚了很多，王发哥和日本人由于语言和管理的误会，还闹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在总结飞机维修的某部分流程的工作时，可能是本田先生觉得自己没办法完成那项工作，他要求王发哥去做。这本应是本田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和具体飞机维修的技术人员商量，而王发哥不会日语，那些技术人员又不会英语。但王发哥可能觉得自己是丹麦公司的代表，工作晚了很多，心里着急，再加上本田很难独立完成那项工作，便答应了自己承担那项工作。
    王发哥看到野川科的铃木小姐好像在做那项工作，就去用英语问铃木小姐是否在做那项工作。铃木小姐可能没听明白王发哥的意思，“嗨”了一声。日文的“嗨”经常不表示是或不是，而是听见了的意思。由于语言的误会，王发哥以为铃木小姐正在从事那项工作，所以没做那项工作；而铃木小姐也从事着和那项工作根本不相关的工作。这样，大家都以为别人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实际工作没人干。组织管理差的项目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在这种国际性的项目中这种错也是不奇怪的。
    过了几天是个星期五，王发哥由于拉肚子，早晨打电话告诉早到的印度人，说他不来上班。但那一天，按照本田的计划，王发哥应将完了的工作交给本田。本田早晨到公司后，左等右等不见王发哥。到了中午，他才知道王发哥当天休息。下午上班后，他就将情况告诉了野川科长。
    野川科长了解情况后，马上让他打电话去问王发哥。本田不会说英语，也不知道王发哥的电话号码，最后野川科长和本田一起来找我，让我给王发哥打电话。
    电话接通了，我先问了王发哥的病情，好像不严重。闲聊几句后，我问他关于那项工作的事情。王发哥说：“前几天我问铃木小姐，她说她在做那项工作，你去问问她。”挂上电话后，我告诉本田：“王发哥说铃木小姐在做那项工作。”本田马上去问铃木小姐，当然铃木小姐说她不可能去做这项工作。情况反映到我这里，又要让我给王发哥打电话。
    第二次我给王发哥打电话时，他很生气，可能是我打扰了他的休息。他说：“我让你去问铃木小姐，你还来问我。”“铃木小姐说她没有做那项工作，她也没说过她要做那个工作。”我说。
    “什么？铃木小姐说她没做那项工作，那她在干什么呢？请你转告野川科长，请他调查一下铃木小姐在干什么，让他给我一个书面材料告诉我调查结果。”
    王发哥认为由利公司没有能信守诺言，没有做好属于自己的工作，要求由利公司作解释。我将王发哥的要求告诉野川科长。
    本田也不敢再让我给王发哥打电话了，但他要推卸责任，要将我拉下水，在旁边嘟囔着：“铃木小姐不会做那个工作，是不是翻译错了……”我也懒得理他。这时，野川科长第一个就溜了，置身事外，也不说该怎么办，对王发哥的要求置之不理，更不管本田和我了。
    过了没几分钟，王发哥给由利公司发的电子邮件到了，他写道——“日本由利公司XX航空公司飞机维修项目负责人：关于本田先生说的那项工作，前几天我问过铃木小姐，她告诉我她正在从事那项工作。今天由利公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铃木小姐并未从事那项工作。我想知道现在铃木小姐正在干什么，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个书面答复。另外，如果这项工作属于我，那么周末我可以不休息，从事这项工作，以不误计划。”
    日本人这时都是明哲保身，野川科长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本田气得做在自己的座位上，说：“是所有的丹麦人对待工作都是这样，还是只是他这样做……”说了半天，可能觉得还不足以洗脱自己，就对我说：“李，我前几天跟他说时你在场是不是，你是不是听见了他答应我他要在今天做完这个工作？”他们当时用英语交谈，但是，本田先生的英语实在不敢恭维，讲时又是结结巴巴，说一句话少几个词，让人听了，将yes理解成no是丝毫不奇怪的。我夹在中间，我不想对本田先生的话做任何评价，没表态。办公室在场的几十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都在议论。
    野川不理王发哥的请求，我和王发哥关系不错，想缓和一下这件事，所以又将那份电子邮件的内容给野川解释了一遍，将我接电话时王发哥的要求说了一遍，但他还是置之不理。我没一点办法，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那位西班牙人也知道了这件事，了解我的处境，走过来对我说：“李，他（王发哥）想要那位小姐在干什么的调查让他自己去问别人要，你不要给他去要。你再去的话，别人会这样的。”说着，他做了个打别人一耳光的手势。
    这个西班牙人和王发哥关系不错，但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的建议让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欧洲人还是有正义感。听了这话，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真是什么人都有，实在是太奇妙了。王发哥的请求没人理，我也尽力了。
    当天，本田又气又无法，还没人理他，不论怎么说，他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却早早回家了。野川科长也不表态，忙着自己的事情。在日本就是这样，出了事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谁的责任，大家都要和和气气，怎么办也不知道；但欧洲人好像更直率，更勇于在失败中总结问题，积累经验。
    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我给王发哥打电话，问候他的病情，没提前一天的事。等到星期一上班时，一切好像都没发生过。大家又和和气气，这就是日本的奇妙之处。但从此以后，本田要和王发哥讲话时，王发哥一定要求我在场，替他们翻译。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王发哥、我和另外几个人开会。
    进度晚得实在不行了，野川科长来调查我们的新计划。日本人的计划经常改，我很少看那些东西，计划是数天就有一个版本，这是野川科长的工作。关于项目的计划及时间等问题应问本田，但问他是白费时间，他什么都不知道。
    野川科长来后，直接问王发哥。王发哥告诉了他设想的项目计划及有关的时间表。野川听不懂英文，又需要我来翻译。
    会完后，会议纪录、项目计划及时间表的整理等工作应是野川科长的工作，但他不懂英语，再加上很多地方也不明白，没办法整理当天的会议记录，他让我来写。日本公司是论资排辈，他干得年头长了，也当上了科长，但给大家添的麻烦远比他起的作用更大，日本人更不喜欢他。
    我说我没写过会议记录，不知道怎么写。野川说：“李，你拿我以前写的会议纪录参考一下。加油干，写出来。”我看推不过去，只能写。跟着野川去了他的座位，他拿出几份会议纪录让我复印参考。复印完后，我拿着野川科长给我的原稿准备还给他，离他座位差几步路的地方，碰见了高原科长。
    高原科长见了我，问我：“李，你干什么呢？”他听说野川让我学写会议纪录后，冲着野川坐着的方向说：“那个家伙什么都不会干，跟他学只能越学越坏，吃完午饭后你到我那来，我教你。”
    野川一定将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但日本社会就是这样，弱肉强食，特别是高原比野川资格老，业务上比野川能干。有时让我觉得高原科长故意欺负野川，我想野川要是一个中国人的话，一定会打起来，但日本人就能忍受。很多由利公司的年轻员工虽然没有野川科长资格老，但也在暗地里给野川找麻烦。野川只是对其他小公司的人员，特别是本田，要求得非常苛刻。
    我将会议纪录原稿还给野川时，他见了我嘿嘿地笑，当时我觉得他笑得很憨。日本社会崇尚弱者对强者的忍受。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