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那个项目时，进度已晚了很多。第0阶段本应在我刚参加项目时就通过航空公司的鉴定验收，但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计划晚了很多。验收前一星期，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通知由利公司，做成的业务流程和他们实际的工作流程不一样，做成的东西不是他们要的，要求我们从头再干。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做成的东西是一大堆废物，对大家都是个打击；但也没有办法，只有从头干。我们在整理航空公司飞机维修业务的流程时，客户经常更改要求，对这个结果也应负责，所以他们答应付给由利公司有关的费用。这样，鉴定会又延长了一个月。
    这一次，由利和丹麦公司吸取了前面的教训，在设计开发关于航空公司的业务流程时，所有的技术要求全部请他们签字，这就减少了由于他们老变而引起的重复工作，节省了开发时间。有时，前一天谈好的事情，第二天他们要变时，我们让他们看设计书上他们签字的地方，最后他们无话可说。老实说，总结出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的每项飞机维修业务流程，是一件费劲费时的工作。但他们老变，我们的工作是没办法进行。
    好在工作并不难做，前一阶段的工作也使我们对丹麦公司的系统软件和航空公司的管理程序有了了解，再干时比较顺手。
   
    王发哥在丹麦参加过这套软件系统的培训，在日本工作期间又经常看资料，对那套系统较熟；日本人的工作方法是不会就问，他们不查资料，有了问题，马上就问别人。再碰见类似的问题，他们又不知道怎么办。这种工作方法和欧洲人的独立工作作风大相径庭。问多了，王发哥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
    我去以后，本田他们没人去问王发哥问题，有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办时，就问印度小姐。印度人的英语很好，他们也经常查资料，所以比日本人了解那套系统。印度小姐也不知道时，他们就将问题给领导汇报来汇报去，将责任都推给别人，说丹麦的软件不好服务不周等。
    我去了那个项目后，王发哥对我很照顾，我有什么问题，他都会耐心教我，有时他不知道时会打电话到丹麦，问了丹麦的技术人员后再告诉我，所以在工作中我进步很快。大约一个月后，田中和本田有问题就来问我，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让我来解决。从这时开始我又成了日英翻译。
    在工作中，虽然王发哥尽心帮我，但他不像日本人那样只是教你怎么做，而是更多教你解决问题的方法，下次碰到类似问题时，可以自己解决。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体会到了欧洲人和日本人的不同工作方法。
   
    我们小组承担的工作，很多是王发哥和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商量，提出设计想法，然后由我们小组具体设计和开发。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王发哥总会直接让我干，不去让本田干。有一次，王发哥让我做的工作，我不知道，需要查资料，这时王发哥等不及了，自己去查，很快查到了答案。
    他知道答案后，跑来对我说：“我已知道结果了。但是作为锻炼，你应该独立自己解决那个问题，我现在不教你，你实在不会了，再来问我。你查到结果后告诉我好吗？最终，当我独立查到结果后，他高兴地对我说：“你这样做很好，你应该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
    但日本人就不这样干，他们很少自己查资料，自己解决问题。有一次，田中先生有个技术问题不明白，跑来问我。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但我答应他帮他查找。田中以为我会去问王发哥，当他看见我在自己查资料时，对我说：“李，你这样自己查资料太慢了，交给你的工作都应该尽快地完成，你去问王发哥，他告诉你就快多了。”我应付他：“王发哥也不一定知道。”最后我自己解决了那个问题，告诉了他。
    田中的想法和作法是典型日本人的想法和作法，日本人问了别人后，即可很快完成自己的工作，有了错也是别人教他那样做的，他没有责任。他们不明白自己查资料，自己多想一想，实际上是加深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加速工作的进展，增加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些道理日本人是听不进去的。所以日本人根本不能自己独立工作，全要靠别人教。教他们多少遍，碰见类似的问题，他们还要问。
   
    我会讲英文和日文，又和王发哥关系比较好，上班时我们一起讨论问题，下班经常一起回家，很多来日本出差的欧洲人都认识我。每天那些外国人在办公室里碰见我，一定会和我聊上几句。周围的日本人有羡慕的，有嫉妒的。
    这期间，和我们业务有关的几位丹麦人来日本出差。他们经常和我讨论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并安排我做一些具体工作，我不知道丹麦公司和由利公司在工作中互相扯皮互相指责互不信任。每次丹麦人让我干的事，我都会尽力尽快地去干。
    一天，一位丹麦人和我谈完工作离开后，野川科长走过来，严肃地对我说：“李，以后丹麦人让你干什么你都不要干，由利公司给你发工资，不是丹麦公司给你发工资。他们让你干什么的话，让他们先来问我。”我听后，不高兴但也不能说什么。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也知道在这个项目里，大部分人不喜欢野川，骂他是“巴嘎”（混蛋）。他虽然什么也干不了，但他对从其他小公司来的员工很苛刻。
    其他几位在场的日本人想过来安慰我，但还未说话，王发哥就来找我，日本人马上散去了。我脸上的表情非常不好，王发哥一定觉得很奇怪，说了一句话后就走了。
   
    当天下午，王发哥和另一位丹麦人一起来给我安排工作。
    王发哥还不知道上午的事情，直接告诉我做什么。我对他说：“对不起，你们在给我安排工作时，能不能先问问野川科长，野川科长说干后我再干。”王发哥很奇怪地说：“奇怪，问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还要去问他……”
    事实上，日本人向来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安排，特别是像野川这种人，什么技术问题都不懂，从来都是听别人的安排，他再给别人下命令，告诉别人作什么。
    王发哥马上去问野川科长，过了一会回来，回来告诉我：“野川科长同意你干这项工作。”我不知道野川为什么会这样作，但我想或许他想表现自己，至少让人觉得在这个项目中他是重要的，什么都能管的。
    自我进入那个项目后，项目进度大大加快了，本田先生和我做同样的工作，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他什么都不会。对我说三道四的人也没几个人。过了没多久，我在那个项目干熟了，和那家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也很熟，所以自己干什么也没有人管我了。
   
    这个项目大约每三个月左右由利、航空公司及丹麦等公司各方面的负责人要开会讨论项目进展情况，决定下一阶段的计划。
    我进了那个项目两个月左右，三方又有一次进度报告会。野川科也需要有人参加和汇报当时的进展情况，平时都是付原先生去，那天付原先生刚好不在，野川科能同时讲英语和日语的就只有我了。
    开会前，野川跑来对我说：“李，今天要开项目进展汇报会，你去开吧。”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野川：“没关系，跟着松田先生就行了。”松田先生是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他和我关系不错。没什么好想的了，只有我去，需要汇报什么，要什么资料，我全没有，也不知道该准备什么资料。
    到了会场，高原科的一位由利公司的同事已经到了，他看见我来了，知道我关于进度方面的事情一概不知道，告诉我可以不参加那个会。这样，我就回来了，逃过了这一劫。
    但这事让我感到日本公司的工作实在马虎，从内部这种工作状况看起来，那家航空公司的飞机什么时候从天上掉下来都不奇怪。事实上，当我在日本干了很多其他项目后，我发现日本人的工作实在不敢恭维。
    通过一个月的加班加点，欧洲和日本同时在进行开发工作。每天晚上我们有什么问题，用电子邮件传给欧洲，第二天早晨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回答。欧洲和日本有时差，经常是24小时我们这个项目不间断地工作。
    12月左右，第0阶段总算完成，大家都松了口气。
    第一阶段计划到第二年的3月底完成，所有参加项目的人员从当年3月份一直干到年底，相当辛苦，所以元旦放了近一星期的假。王发哥在圣诞节前回丹麦公司汇报工作接受指示去了，也去见他在德国的“老婆”。

    和项目内的其他人相比，我有一定的优势。
    我能够和所有的人沟通。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了解，也使我比其他外国人在和日本人交往时得心应手。反过来，大部分日本人不会讲英语，所以在和外国人交往时我又比日本人更能和外国人沟通，何况我本身就是一个外国人。
    元旦后，第一天上班时，航空公司的很多员工聚在公司的入口处，原来是一个日本和尚在念经，大概是祈求公司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和繁荣。日本的公司在新年第一天上班时组织这样的念经活动，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天，没到下班时间，由利公司的员工也要到庙里去拜神，让我也去。我不知道去庙里拜什么，就问别人。那个人告诉我：“去庙里拜拜，祈求项目顺利进行，祈求大家的平安。”我也没什么事干，就跟着去了。和大家一起到了附近的一个庙里，同去的日本人很虔诚地拜完后，有些年长的员工离开庙时，专门买了庙里的“神土”带回家。
    王发哥还未从欧洲回来。
   
    第一阶段的工作已开始，本田先生和我的工作还是总结航空公司的业务流程，他还负责安排我的工作。
    飞机维修的各种业务实在很庞杂，流程图很难搞，主管该项目的航空公司的负责人关于飞机维修业务的一些具体流程也不知道，还要去问实际工作人员。
    有了第0阶段的经验，航空公司提了个建议，让我和本田先生花数天时间去和飞机维修人员一起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很快了解实际的工作情况，正确迅速地做出航空公司的业务流程图。但本田先生说那样费时间，没有采纳那个建议。
    本田先生很怕出错，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不想做任何有风险的事，只做领导让他做的事情，干非常熟悉的事请，有问题就汇报。这种工作方法是大家都认同的，不会有任何责任问题，最安全。
    如果和飞机维修人员一起工作后，还搞不出来流程图或者是流程图有错的话，他有逃脱不了的责任，所以他没有采纳那个建议。但由于我们不知道飞机维修的具体方法，在设计时走了很多弯路，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我决定不了任何事，只能由他。
    每天我们的工作就是和飞机的维修技术人员约时间，让他们告诉我们实际工作中的流程，然后我们画出流程图，再和航空公司的员工约时间，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改正。搞飞机维修的技术人员很忙，经常要等数天他们才有时间。这样的工作方法进度很慢，常常是等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长，本田看起来非常着急，但也没有办法。
    日本人很难相信外国人，我也不想介入日本人之间的斗争，所以每天上班下班，太多的事管不了。本田先生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所以归他管的我更是没事可干，每天我就学习计算机的有关知识，补回了我好几年没从事计算机工作耽误的时间。那一段时间的工作，为我后来在日本独立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二月初，王发哥从丹麦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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