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戏论戏，李连杰的新作《不死狗》(Danny the Dog)并无精彩可言。同样讲一个人如何被训练成杀人工具，《不死狗》的监制与编剧路比桑(Luc Besson)的前作《堕落花》拍得神采飞扬、意味深长。反观《不死狗》，动作场面与感情戏只是断断续续杂凑而成的。影片唯一的新意，就是将“杀人恶犬”这经常出现在恐怖片和惊栗片中的主角让有血有肉的真人扮演。这本来只是竞新附会、改头换面的雕虫小技，问题出在这个“有血有肉的真人”竟是我们熟悉的“功夫巨星”、“英雄”李连杰。于是，一次出人意料的选角，变成了一个散发着挑衅性和种族歧视意味的变态行为。《不死狗》在全球华人社会引起的舆论审判和杯葛风波，绝不叫人感到意外。

中国人认为《不死狗》是对他们的挑衅，甚至侮辱，不能置之不理。原因是这套电影不但触痛着他们的一个旧伤口，也同时粗暴地侮蔑了他们的新身份。将华人与狗串联，甚至等同起来，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最原始的侮辱。旧上海外滩公园门口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千千万万中国人的集体想像或回忆中，永远代表着历史的屈辱与民族尊严的受损。

将狗这种动物、这个字与华人扯上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冒犯，甚至是一种文化禁忌，还有一个更深刻、难以启齿的原因──论者往往在狗的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奴性。对中国人的劣根性批评得最义愤填膺、咬牙切齿的鲁迅，就最喜欢用“狗奴才”来形容没出息的中国人。狗对主人的绝对服从──中国人的愚忠、愚孝，以及面对权力、权威时的自惭形秽、噤若寒蝉；狗仗人势──中国人的势利炎凉和投机主义；狗只管埋头苦干而不懂变通创新──中国人的保守和缺乏创造力，似乎都有可资比较的地方。

在民族尊严的大前提下，个人的荣辱和意愿仿佛变得微不足道。可是我们不要忘记，重视个人(the individual)的价值，跟发展经济一样，是中国的希望和前途所在。李连杰当然是中国人，看到他在电影里像家畜般给人豢养也的确令人不忍。问题是他也是一个演员，一个努力地要在国际影坛扬眉吐气的演员。假如无论演什么角色，他永远要准备向人交代，甚至交心，那中国演员要在国际影坛占一席位亦太苦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