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到日本的中国大陆人，都会记得那时日本正在强力而艰难地推行JR的民营化。

如今在日本的中国大陆人，又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在国会朝野激烈争吵中强力而艰难推进着的邮政民营化。

在中国人眼中，“资本主义”通常与“民营”（私营）是划等号的，因为在当代中国人接受的教育中，“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国营”的代名词。现在，身临其境，才知道过去所学的《政治经济学》早已成为“旧学”，日本大型企业中的“大锅饭”货真价实，好像都在“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更让人感到可笑的是，资本主义的日本与社会主义的中国，尽管社会体制完全不同，民族情感强烈对立，但却各自干着一件相同的事情——砸铁饭碗、砸铁椅子、砸铁工资。当然，在这个“砸三铁”的改革过程中，中日两国还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遇到了重重阻力，都是进展缓慢。为什么这种现象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论述？一位在日本道路公团就职的华人读者在向本报发出这样的感慨后，建议本报不要从理论上探究这个问题，而是去采访一下也将在今年拉开民营化改革序幕的日本道路公团。据说，这是日本需要进行民营化的最后一个“国营”的堡垒。这位华人说：“你们只要从社宅（公司宿舍）问题入手，就可以看出民营化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又有点得意，告诉本报：“我算是赶上了日本道路公团住房福利的一个末班车”。于是，本报有了这次围绕着“住房问题”的称不上是采访的“探访”。

在东京涩谷的黄金地段——“公园大街”，本报记者看见一栋11层的高级公寓。入门处宽敞明亮，还未及张口，管理人员、警备人员已经从不同角度走了过来，脸上露着吟吟笑意，眼睛中却遮不住警觉的目光。日本的一些政治家、著名演员都在这栋公寓有自己的事务所。公寓内每套房屋的月租金大约是30万日元。日本道路公团在这里签约租赁了5套房屋，作为“社宅”转租给自己的职员时，每套房屋仅收月房租3万日元！ 在东京港区的赤坂，本报在使馆区优雅的环境中又看到一栋公寓。据说，它是7年前落成的。每套居室的面积是83平方米，当时的销售价格是9200万日元。日本道路公团也在这里购置了一套，然后以每月6万日元的租金将其作为“社宅”出租。

日本道路公团的“社宅”并不都在高级公寓内。本报了解到，东京杉并区内有一栋独门独院的2层小楼，实际用地236平方米，建筑面积123平方米，拥有带宽敞阳台的4LDK，仅仅地价就高达1亿5000万日元。日本道路公团也把它购置下来作为“社宅”，每个月的租金是6万日元。

本报还掌握了这样一组数字：

——日本道路公团拥有8300名职员，与此同时备有7359套“社宅”。这其中大约有1000套“社宅”空闲着无人居住。

——日本道路公团的“社宅”中，也有从民间租赁而来的。沿着东急田园都市线的琦玉市的公寓，就是日本道路公团向民间不动产公司租赁来的，每套的月租金是18万日元。作为“社宅”转租给职员时，每套的月租金是2万日元。另外的16万日元就是公司支付的“房租补贴”了。 ——日本全国338家大型企业中，80%拥有自己的“社宅”。每家公司平均拥有“社宅”196套。当然，这些“社宅”的居住，都附有一定的条件，对年龄、人数、年数等都做了设限。

——相比之下，日本道路公团的7359套“社宅”就显得非常充裕。只要是职员提出申请，就可以立即入住。“社宅”内每个家庭的平均使用面积是60平方米，其中还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使用面积在80平方米以上。每户平均需要支付的月房租是19，841日元，停车场费是每月1000日元到2000日元。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什么？

日本道路公团总裁近藤刚的解释是：“我们这里从京城到地方、或者从地方到京城转勤的人比较多，所以需要大量的社宅。”

日本民主党的参议院议员尾立源幸则指出：“日本道路公团作为特别法人每年从国家领取财政拨款。但是他们并没有把税金和国家的财政拨款完全用在兴建道路上，而是不断购买社宅，损国家之利益，肥自家之私田。这是一种权利的腐败，是一种体制的缺陷。所以，才要对他们进行民营化改革。”

这时，我们似有所悟。在日本，同样存在着“反腐”问题，只不过它不依靠政治运动，而依靠法律、依靠经济体制的改革。

在一家咖啡店内，本报与建议进行这次“探访”的华人读者聚谈。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华人读者表示自己带着妻子和女儿正准备从居住多年的“社宅”内搬出来。看着我们疑惑的目光，他轻轻地喝了一口咖啡后说：“我反复琢磨过，为什么日本道路公团有这么好的社宅居住条件，但还是没有出现居住‘爆满’的情况。这种状况在中国能够想像得出来吗？要让我说，尽管社宅的租金便宜，但终究是为公司所有。我既然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够像日本人一样，最终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属于自己的不动产呢？”

这几句话掷地有声。购置属于自己的住房，是所有在日本的中国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