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叔死了，我们最爱的七叔好端端的在日本死了”，收到这封用蓝色复印纸复写了不知多少份的信件时，包球已经死去1个多月了，当时我刚从鹿儿岛出差回来，妻拿出了这几张很薄的中国单位信纸，最上面还印着一行无锡某某拖拉机厂的字样，异样的红色格外刺眼。

包球，这是他的真名。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是1990年海归的时候，当时觉得这个名字非常有趣，圆圆的感觉，又有点捉迷藏的遐想，觉得名字的主人应该是个很活跃的人。

包球是我曾经教过的日语班学生之一，说是学生其实那时我29岁他28岁，进这个外资企业只有他是“外地人”，与其他上海人相比有些沉默寡言，身材也比较瘦小，第一感觉就是很内向，白白的脸，带着一副秀郎架眼镜，说话里带有浓重的无锡口音。

班上的学生都是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光是复旦交大毕业的就有好几个，有的还是硕士毕业，包球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应该比我晚一年走上工作岗位，由于老家是常熟乡下的，早年丧父后母亲一人牵扯大了7个孩子，包球最小，也最有出息从农村考到了南京。毕业后包球被分配到了上海气象台工作，成了集体户口的“上海人”。

那个日语班我教了大约1年多，在我离开那个班再次返回日本的时候，那些学生们已经学完了上外第三册。1993年我在东京创业的时候，听说包球与那个外资公司的其他职员4人被派遣到大阪京都一带的软件公司做项目。

包球的成绩很一般，有时也穿西装上班，但是似乎更喜欢穿夹克衫，也很合体，却不像上海的年轻人那样炫耀铺张，处处显示自己上海人的优越感，当我这个老师穿的日本带回来的西装上课时引来其他上海学生打听是什么牌子的时候，包球只是远远地看着笑。

再次听到包球的音讯是2年后的事了，几个已经在京都工作的学生来东京旅游，聚在一起找我吃了顿饭，中国人在一起，当然少不了谈论他们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谁很节约，果汁都舍不得喝，谁最抠门，上日本人家做客空手前往，等等，听别人的谈论，包球还算比较通达人情世故的，本来嘛，在那个班级里他算年龄比较大的，不过只比我小1岁而已。

事后大家分手，各奔东西。可是突然接到噩耗，说包球自杀了。简直不敢相信，以为是开玩笑恶作剧的电话，但是不久便证实了。

当警察打开包球居住的宿舍房间时，浴室门半开着，包球依着浴缸斜躺地上，镜子上地上溅满了血液，有的已经成为血斑，根据调查，有割腕痕迹，但不是致死原因，颈项有好几道刀痕，其中一刀切断颈动脉造成了致命伤，估计一开始尝试了各种自杀方式，最后狠命的对颈下了毒手。

接到噩耗通报的同时也获得了包球所在的日本公司的电话，立刻打电话去询问详细，接电话的日本小姐声音很谨慎，估计公司内采取了低调处理，由于包球离开我的公司已经有好多年了，我只能以过去的友人身份打听，但是除了证实他确有自杀身亡一事之外，别无他迅。

包球第一次出国应该是1993年上半年，被派往京都做项目一年。一年后其他人延长了，而他却回国了，据说没有获得延长的原因是有轻度的精神分裂症。

当然中国人聚在一起免不了会骂骂鬼子，不管是别人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凡是不习惯的，或不符合自己的标准的，都很容易发泄自己的爱国情民族愤。包球也不例外，不过，听说，他的语言有时候太具体了，具体到别人感觉到了异样。比如：“刚才电车上的那个日本人在说我坏话，我知道他在说我。”，“我的宿舍有人进来翻我抽屉了”，据说那是精神分裂症的轻度状况。日方与中方公司都认为包球不适合日本紧张的工作节奏，于是到期1年包球回国了。这些当时我不是很清楚，到了好多年后才回想起这一系列事情的严重性和关联性。

包球回国后不久，我们公司的业务繁忙，急需软件人员，当时我想到了包球，因为我一直认为虽然他不是我那些学生中的最佼佼者，但是比较踏实，再说经济方面可能来日本工作对他个人也是个比那种派遣更很好的机会，于是不费什么力气立刻替他办妥了签证，连飞机票都是我这里给他负担的。

我们住的很近，步行也不过10分钟的路，像其他人一样刚开始的锅碗瓢盆的生活用品能支援的尽量给予支援，其实由于他的性格虽然曾经学过日语也在京都工作了一年，但日语长进不是很快，好在我直接带他做项目，所以应该说公司里的精神压力相对来说不算很大的，至于他的生活方面，装电话，办银行卡那些乱七八糟的需要用日语打交道的事基本上都是我出面。

日本的公司当然工作比国内辛苦，加班是常有的事，渐渐地包球在某个方面也能独当一面了，但是由于语言问题也受过日本人的奚落，倒不是公司内的日本人，偶尔会遇上些傲慢的客户。为此我还当众帮他教训过一个日本人。不过这些往事当时并没有觉得包球有什么精神不正常。

第一次发觉包球的奇怪是与我家人一起去东京迪斯尼乐园的那次，在回来的电车上，他对我们说刚才车上的日本人在说他坏话，我很惊讶地问：“你认识他？”，他回答说：“不认识，但是我知道他在说我坏话”。又有一次是在包球的宿舍，我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从国内带来了一套理发工具，住得又近，因此一直是互相理发的，当时他对我说：“每天早上我烦死了，真想杀了他们这些鬼子。”

我问怎么了？原来他住的房子是沿着一条通学路，每天早上有很多学生上学走过。“他们都在说我坏话”，又是这个症状。为此我曾推荐他换住房，但是到最后他都没有动。

不久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公司老板，老板认为包球单身生活，比较枯燥，进公司也快1年了，公司可以考虑发给他探亲路费回国休假看望老母，我当然全力支持，并希望他能够以此机会心胸开阔些，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可是包球并没有表现出很想回家的愿望，当时我很不理解，以为他想尽量把那笔路费积攒起来，当然这也可以理解。

包球在我们公司工作了正好2年整，当他提出退职时我也没有挽留他，因为我觉得他的性格的确不是很适合在日本，与其在这里处处看着日本人不顺眼，加剧病情，还不如回国换个轻松的心情和环境。就这样，包球回国了。

半年后他来信，让我替他办理了在日本遗留的所有银行卡业务，包球也是我第一个在日本全权代理申请后获得了日本退休金退款的第一个中国人。在日本期间包球是个很节约的人，我曾经办理过7个中国人来日本工作，其中只有包球请我吃过一顿饭。 包球在获得了我替他办理的将近100万日元的退休金中退费后不久，我们公司的产品参加了上海举办的一个工业展览会，旨在开拓中国业务。由于包球熟悉我们的产品，因此联系了在沪期间参加我们的讲解员，这是他回国后我第一次见到的包球，当然我们无话不谈，问了他回国后情况可好，知道了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快结婚了，另外找到一家外资企业，这令我很欣慰，因为家庭对他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精神寄托了，但是后来的一切完全出乎了我的意料。

一天，非常突然地接到了包球打来的电话，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非打国际电话不可，因为我曾经说过如果回国后想起有什么在日本遗留的事要办，或者还想来日本工作的话可以随时联系我。没想到电话中他跟我说人在东京了，是前几天到的。很是惊讶，那次展览会上，包球告诉我快要结婚了，据说女方是上海回城知青的女儿，父母留在了当地，女孩享受回城政策在了上海与祖母一起生活。新房子买了2室一厅，似乎挺满意的。

所以知道包球三渡东瀛很以外，而且又是新婚不久，以劳务输出的方式，海龟在国内的日子不好过也算可想而知。

当时，我在东京的工作相当繁忙，为了开拓产品市场，日本全国各地的出差大概占了一年工作日的2/3。虽然包球第三次来日已经好几个月了，同在东京，却因为各自忙自己的工作一直没有见面，只是通通电话而已。那个1998年初春的傍晚，偶尔准备早些下班与家人一起吃顿晚饭的时候，我接到了包球的电话，这是他35岁生命终止的2天前。

电话中包球说他身体不好，不想吃饭，情绪很差，想到我家来玩，我说好啊，那现在就快来，正好我也没有出差，我们等你一起吃晚饭。可是就在驱车到家时，妻说刚接到包球电话，说原来打算过来的，中途觉得吃不消，今天不来了，妻也让他不要勉强，那就早点休息，改日再来玩。没想到这就成了我们与包球最后的对话。

追悼会后，据包球一个公司里的研修的中国人说，包球的死实在是事出有因，当然他本人的精神状态不能说很正常，但是也是有外因刺激的。 事发前几天包球胃病发作，乏力，情绪低落，觉得自己无法胜任日本的工作，由于劳务输出与中国方面签署的合同有巨额的违约金内容，想中止合同回家也不现实，向日本公司请假却没有获准，原因是一起来得中国人中前不久正好有一人自己联系了公司跳槽“逃跑”了，此人逃跑前也是装病，因此公司怀疑包球也是使用同样手法，在这种怀疑的眼光下，包球被多种因素刺激得产生了“算了，我不活了”的念头。

有人说包球很傻，在日本那么辛苦地积蓄，连一灌咖啡都舍不得买，新婚走人，连对自己的新妻都没有吐过一句自己苦恼的话，把自己一生辛苦的成果留给了别人（妻说包球的房子装修得很豪华，像宫殿，去的时候包球的亡妻和她的父母住着）。

这些事虽然过去好几年了,还记得包球的人或许不多,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个瘦小的穿夹克衫的男人。看上去有一种很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