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间台湾餐馆的“食客”多是日本人，很少有华人来，“中华料理”虽然是世人公认的美食，日本人也颇为喜欢，不过，对华人而言都可以“自力更生”，因而很少见华人来此破费。到这里吃饭的日本人可以说形形色色，有温良友善的，也有脾气暴躁的；有兴高采烈的，也有心灰意冷的；有朋友同事相约一起的，也有形单影只借酒浇愁的。遇到前一种情形自不必说，彼此相安无事；若遇到后一种情形的日本食客，偶尔会遭到无理的呵斥和粗言。按理说，“顾客是上帝”，可对这样的“日本上帝”，中国人的“阶级仇民族恨”总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与顾客“对垒”肯定是不明智的，忍气吞声又总觉得心里堵得慌。便只能躲到厨房发泄一番。

　　每当这种时候，沈阳师傅便义愤填膺，打抱不平，他打抱不平的方式就是让这样的日本顾客倒倒胃口，以后少来甚至不要再来这里进食，他以这种方式宣告这样的日本人为不受欢迎的食客。想当年日本“皇军”侵华首先强占的便是东三省，没想到如今在这间台湾餐馆却是这样一位来自中国东三省的厨师在支配着一些日本食客的胃口，调教着这样的日本人，让他们学会尊重人。

端残杯吃剩饭

　　由于不被允许，我的打工生活体验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这不免在经受体力之苦的同时还要承受精神累。

　　开始打工后，我原本就紧张的生活节奏更是骤地加快起来。

　　公司的日本员工都有加班的习惯，往往是下午下班铃声响起才是他们努力工作的开始，别人不走，谁也不好意思先走。尽管我并不需要“加班”学习（并非外国研修生如此），但我还是不能不顾及日本同事的“看法”。五点半响铃后，总是要请教请教问题什么的，挨到６点后才好意思离去。

　　可开打工之后，我便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因为６点钟我必须准时赶到那台湾餐馆，否则，不仅可能吃不到自己的那份晚餐（仅能填一填肚子），还要耽误打卡时间，次数一多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如此，一听到下班铃声，我便像屁股上安了弹簧似的从位上弹起，匆忙整理好桌椅，并按照日本公司的礼节，在离开设计室的一路上碰到每个人都不忘用日语“礼貌”地道一声别：“对不起，我先走了”或“你好，明天见”。一旦走出公司所在的三井生命大楼，便撒腿跑进地铁站口，出示月票进站候车，待列车一到站，立即钻入其中，不待车停稳，就窜将出来，奔出站口。好在餐馆就坐落在站对面二三十米处，每天如此，几乎是踩着点儿冲进店里。到了店里，背包行头来不及放，第一件事便是和着口中的招呼“你好，我来晚了”，健步奔上二楼，先把卡打了。如此这般在日本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上一族匆忙赶路的镜头，我是真真切切地上演过的。

　　打完卡，长嘘一口气，便开始放下背包、换上工装。倘若此时店里已进了客，就立即招呼客，投入工作。而晚饭便只能躲在厨房三口两口地尽快吞下去。店里不会给打工者准备什么美味佳肴，一般是一荤一素两个菜，几个人分而食之。好在厨师也吃同样的饭菜，自己要吃自然味道和卫生情况都不至于太差。饭后还可以喝一碗给吃炒饭的顾客备好的“米索西鲁”（日本酱汤）。即便是这样，在公司实习了一天，每日仅靠从研修中心带的面包、香肠和饮作为午餐的我，经常处在一种半饥半饱的状态。而打工要从晚上６点钟一直干到午夜１２时，遇到生意好时，常常是堂前堂后、楼上楼下不知要窜多少趟，晚上吃那点东西一会儿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在这里打工，我才正目睹了什么叫“饥不择食”。

　　这间台湾餐馆经的除了炒菜之外，主要是水饺、锅贴、烧卖以及各色炒饭什么的。而来这里下馆子的日本人十有八九都很节省，并不像国人请客吃饭那么铺张、讲排场。即便是这样，每天也偶有食客剩食离去。

　　始终我对那“剩食”是不能接受的。起初我对那“残酒”如同“剩食”一样。后来，一想那酒毕竟是留在瓶中的，只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也没什么不卫生的，有时实在是又累、又渴、又饿，便也顾不了许多地喝上一杯。每当这，两位厨师总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便在给顾客制作的食品中分拨出点儿，趁我上楼招呼客人的间隙，将我喊到厨房，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吞食下去，以免让上海“店长”、上海“小姐”或日本店员看到。而每次得到两位厨师的“关照”后，沈阳厨师总不免要带上一句宽慰性的调侃话：“也让日本人尝尝咱们吃剩下的东西。”不知这是否有点儿阿Ｑ精神，但至少可以寻求点儿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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