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不被允许，我的打工生活体验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这不免在经受体力之苦的同时还要承受精神累。

　　开始打工后，我原本就紧张的生活节奏更是骤地加快起来。

　　公司的日本员工都有加班的习惯，往往是下午下班铃声响起才是他们努力工作的开始，别人不走，谁也不好意思先走。尽管我并不需要“加班”学习（并非外国研修生如此），但我还是不能不顾及日本同事的“看法”。五点半响铃后，总是要请教请教问题什么的，挨到６点后才好意思离去。

　　可开打工之后，我便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因为６点钟我必须准时赶到那台湾餐馆，否则，不仅可能吃不到自己的那份晚餐（仅能填一填肚子），还要耽误打卡时间，次数一多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如此，一听到下班铃声，我便像屁股上安了弹簧似的从位上弹起，匆忙整理好桌椅，并按照日本公司的礼节，在离开设计室的一路上碰到每个人都不忘用日语“礼貌”地道一声别：“对不起，我先走了”或“你好，明天见”。一旦走出公司所在的三井生命大楼，便撒腿跑进地铁站口，出示月票进站候车，待列车一到站，立即钻入其中，不待车停稳，就窜将出来，奔出站口。好在餐馆就坐落在站对面二三十米处，每天如此，几乎是踩着点儿冲进店里。到了店里，背包行头来不及放，第一件事便是和着口中的招呼“你好，我来晚了”，健步奔上二楼，先把卡打了。如此这般在日本电影或电视节目中看到的上一族匆忙赶路的镜头，我是真真切切地上演过的。

　　打完卡，长嘘一口气，便开始放下背包、换上工装。倘若此时店里已进了客，就立即招呼客，投入工作。而晚饭便只能躲在厨房三口两口地尽快吞下去。店里不会给打工者准备什么美味佳肴，一般是一荤一素两个菜，几个人分而食之。好在厨师也吃同样的饭菜，自己要吃自然味道和卫生情况都不至于太差。饭后还可以喝一碗给吃炒饭的顾客备好的“米索西鲁”（日本酱汤）。即便是这样，在公司实习了一天，每日仅靠从研修中心带的面包、香肠和饮作为午餐的我，经常处在一种半饥半饱的状态。而打工要从晚上６点钟一直干到午夜１２时，遇到生意好时，常常是堂前堂后、楼上楼下不知要窜多少趟，晚上吃那点东西一会儿便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在这里打工，我才正目睹了什么叫“饥不择食”。

　　这间台湾餐馆经的除了炒菜之外，主要是水饺、锅贴、烧卖以及各色炒饭什么的。而来这里下馆子的日本人十有八九都很节省，并不像国人请客吃饭那么铺张、讲排场。即便是这样，每天也偶有食客剩食离去。

　　始终我对那“剩食”是不能接受的。起初我对那“残酒”如同“剩食”一样。后来，一想那酒毕竟是留在瓶中的，只是心理上难以接受，也没什么不卫生的，有时实在是又累、又渴、又饿，便也顾不了许多地喝上一杯。每当这，两位厨师总觉得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便在给顾客制作的食品中分拨出点儿，趁我上楼招呼客人的间隙，将我喊到厨房，让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吞食下去，以免让上海“店长”、上海“小姐”或日本店员看到。而每次得到两位厨师的“关照”后，沈阳厨师总不免要带上一句宽慰性的调侃话：“也让日本人尝尝咱们吃剩下的东西。”不知这是否有点儿阿Ｑ精神，但至少可以寻求点儿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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