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东京贫民窟　　打工生活实际上是一种背负沉重压力下的超自然的生存状态。这让我想起了在富士山上见到的那些负重爬坡的登山者。同样要承受筋骨之苦，同样是一种对精神意志的砥砺。

　　从打工的台湾餐馆到我住的研修中心，其间没有什么可资利用的交通工具。两处相距并不算远，步行需１５分钟，若急行加小跑１０分钟也够了。

　　打工之初我每天离到点差十几分钟就要提前向上海“店长”告辞，店里每天打烊后会给每人一碗绝不变换花样的面条作为“夜宵”。由于中心２３点５０分时关闭大门，我就是提前告辞、忍饥挨饿、一路小跑地往回奔，也常常要吃闭门羹。几天下来，便引起了中心“受付”（服务台）日本管理员的怀疑，并且店里的同事也有微词。

　　后来我一想，与其这样“费力”不讨好，索性向店里“申请”，搬到店里的“员工宿舍”去住，也减少一些奔波之苦。没想到店里居然痛快地“批准”了我的“申请”。

　　可那是怎样的一处“员工宿舍”啊。不住不道，还以为日本的东京都到处都是庭院和高楼大厦，这东京都分明也有“贫民窟”。这一住使我对中打工者的生活的“水深火热”有了更为深层的了解。

　　那天店里打烊后，已是午夜２点了。上完了橱窗的窗板，拉下大门，关闭了门厅和橱窗的灯，总算可以不必赶路安心地喘口气了。一屁股坐在凳子上，这时才觉得腰酸腿软。因为按照店里的规定，上班时间即使是店里空无一客，也只能站着恭候，一晚上要连续站立或行走６小时，怎能腰不酸腿不软呢？这时“夜宵”（一碗清汤面，面上浮着几片绿色的海菜）从厨房送了下来了，眼睛看着这面，肚里觉得饥饿，可是人已经困乏得丧失了食欲，胡乱地挑了两筷子便只盼着早点将身子放平，美美地睡上一觉。

　　上海“店长”和上海“小”都在东京租有房子，吃过“宵夜”，各自回家去了。我便随沈阳厨师从店的后门出来，去“员工宿舍”休息。

　　穿过一条主马路，七拐八拐后，顺着一条“胡同”进了一座狭小的院落。院子里是一十分破旧的两层小阁楼，估计是餐馆老板的遗产。院落的空间极其有限，除堆放着一些杂物外，还有一辆那日本员工购物用的破单车，剩下的空间勉强能过身。这儿整个一楼就住着那位沉默寡言的日本员工。二楼的两间房子靠里面的一间是福建厨师夫妇的卧室，靠外面的一间原本只住着沈阳厨师，我便被安排与沈阳厨师住在一个房间里。在上楼的拐角处还有一间集洗漱、淋浴、解手为一体“公共卫生间”。

　　日本旧时的两层阁楼一般都是木制的，低矮潮湿。由于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总有些“叽叽喳喳”的响声。因此，上楼时要格外地轻手轻脚。据说如果动静太大，楼下少言寡语的日本老头也会骂“八嘎”（“混蛋”意思）的。

　　我和沈阳厨师住的那间“员工宿舍”很小，面积也不过十二三个平米。屋子里也没什么家具，除了两张破旧的竹椅子外，几乎就只有两张没腿的木床瘫在“榻榻米”。“榻榻米”上的草席已破旧不堪，整个楼内都散发着一股腐朽的霉味……几个人轮流洗漱过后，已近半夜１点了。看着这龌龊不堪的居室和床铺，真想坐等到天亮，可一想到明天还要早起赶车，不得不万分艰难地躺倒身子。拉灭了电灯，浑身的疲惫却关不上睁着的眼睛，渐渐地倦意袭来。忽然眼前似有什么东西一闪一动，下意识地拉亮电灯瞪大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油光漆亮“硕大”的蟑螂。我顿时感到一阵心，翻江倒海，睡意全无。如此的一夜可以想象第二天要经受怎样的“磨难”……

　　这不过是我在“员工宿舍”度过的第一夜。之后的第二夜、第三夜我逐渐地变得麻木、变得从容、变得自然了。

　　不可思议的是，人居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竟然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可以做到随遇而安。生存条件的变化并不能阻挡人生存的欲望以及在这种欲望支配下所调整的生存方式。

　　打工是我给自己设下的一段“艰难”的体验。我甚至无法去概括这段经历都留给了我些什么。不过有一点却是事实，它的确成为了我在日本生活中最为记忆深刻的一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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