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一条有关“中日两国青少年女性的职业抱负存在巨大差异”的消息：日本一智囊机构的一份调查称，中日两国青少年女性的职业抱负存在巨大差异。在中国16至19岁女性青少年的职业选择中，前5个理想职业包括公司总裁或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层或经理、或者教师。而日本女孩的前5个职业则包括家庭主妇、空中乘务员和儿童保育员。由此中国媒体得出结论：“中国女性比日本女性上进。”

身在日本，我感觉这个调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中国媒体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理所当然的。只能说中日两国人的职业观念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怎么说呢？这里有意识形态、民族习惯、国情等差异，我只想谈一点感性认识，在日本的几年中，我着实感受到了“职业不分高低贵贱”这一点。

记得刚来日本的时候，打的第一份工是在一家调料厂，夜半时分站在工厂的流水线前冲洗沾在煮熟的鸡蛋上的小碎蛋壳——其实煮鸡蛋与剥鸡蛋壳本来全是自动化的，我们的工作只不过弥补机器的不足罢了，就这样站在那儿连续几个小时干着那简单枯燥的活儿，心里想着在国内可以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上班，而在这儿却成了简单体力劳动者，眼泪几乎就下来了……不过这些情绪在后来学会了日语与日本人交流之后就烟消云散了，在日本很多大学生都是边念书边打工，通过正当的劳动而获得应有的报酬是很自然的事，哪怕是体力劳动。打短工也很普遍，有的学生放假打一个月的工不过是凑足去海外旅行的钱，有的家庭主妇打一段时间工是为了买一款名牌的皮包……我真切地感受到工作与生计的联系，只要付出劳动你就能维持生活、改善生活，进而实现大大小小的人生目标，也许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们更能体会到这一点，因为打工是以小时计工资的，所以为了钱而工作的意识特别强烈，至于做什么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意识的形成是需要一个富足的社会物质基础来支撑的。当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人的收入与大学老师的薪水相差无几时，当一个老太太每周在超市当几天收银员半年下来就能凑足去欧洲旅行的费用时，大家还用得着太在意职业的选择吗？当然，追求通过职业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谋生手段结合起来的人还是很多的，因此在日本也存在部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挑剔”的人——想做喜欢做的事情，这是在一个温饱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的社会里，人们对职业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刚来日本时，我无论如何想不通为何有那么多的日本女性甘愿做家庭妇女，整天柴米油盐，那多无聊啊。后来我才从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专业主妇”这几个字里读出味道来，原来主妇也无异于一种职业啊。当一个人的工资足以让一家人生活得很惬意时，确实是不需要夫妇俩人都抛头露面了。日本人的家特别洁净，饭菜总是精致且搭配有序，这就是“不上进”的日本主妇的功劳。在中国，几十年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结果恐怕是让女人变得不像女人。

在中国如果提起“政治家”这个词，也许人们想到的就是国家领导人了，而在日本，政治家也是职业之一，参与竞选议员的人，他们到处奔波拉选票，如果失败了，落魄得很，仿佛失业似的，有人甚至生计都成问题。“政治家”——首先要把它当成职业来经营，从事政治这一行，但并非直接与个人权势挂钩，也许民主社会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政治家也失业，这一点最能让我感受日本的职业平等。

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想当总裁，正常吗？这是浮躁的世相的表征。社会需求是多样的，人的能力也确有高低之分，制定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目标是必要的，中国人喜欢望子成龙，其结果大多是勉强孩子去做不愿意做的事。失望总是难免的——不可能所有的孩子都能实现家长的期望。而日本的孩子在谈未来的理想时，即使他说自己想成为一位普通的店员，家长也会颔首给予鼓励。

在日本，我过着“无官一身轻”的日子，想起为了“科级”、“处级”而力争上游的日子，恍若隔世。若能把谋生的手段与兴趣爱好结合起来，也算今生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