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日本快五年了，这五年的异乡生活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不是金钱，而是做人的尊严。

　　在天津美术学院就读时，我是油画系的佼佼者。毕业后不愿意去做中学美术老师，于是就在5年前，22岁的我执意要到日本求发展。为此，我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不幸的是，父亲病倒了，半身不遂，家里的旧平房拆迁，又要举债购买新房。为了闯过这些难关，我在日本拼命干活，以期多挣些钱寄回家。

　　我在日本做家教，这份职业，被日本的熟人和回国的朋友揣测和私下议论，他们给这个职业染上了浓浓的暧昧色彩。但是我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独立和清白。

　　我的两个教学对象都是人到中年的日本阔太太，教学内容不过是为她们挑选出各国、各时期、各种流派的画家和画作，进行讲解和赏析，陪她们到东京举办的各种画展去参观。通过这两个“学生”，我还可以不时地给她们介绍的一些人做装饰性的画，每幅可以卖600到1000美元。

　　初到日本那段时间我很落魄，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到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社团里帮人家设计出版物的封面混饭吃。然而这种工作报酬甚微，根本就不够维持生活，不久后我就欠下了房租。后来，一个画廊的香港老板认识房东，替我说了好话，房东才没有赶走我，不至于让我流落街头。

　　然而即使这样，我仍放不下自己的热爱和追求，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热爱着画画。那次，一听说藤田要在目黑办画展，我立刻兴奋不已。因为藤田的名气很大，到日本以画油画求发展的人，没见过藤田的作品，几乎和到中国学中国画没见过齐白石、徐悲鸿的画一样。

　　那天，听到画展的消息时，我正在一家公司给人家大门口的墙面画壁画，干完活就扔下画笔匆匆赶到车站，坐火车到了目黑。赶到地方已近下午四点钟，我不识路，又舍不得花钱坐出租车，等到瞎撞着找到庭院美术馆时，那里已经是客少人稀。

　　我立刻就被藤田的画迷住了，我在画展现场流连忘返，没有注意天色已晚。此时，一位打扮出众的夫人礼貌地告诉我要闭馆了。她就是小川夫人，藤田是她家的远房亲戚，她到画展来做义工。

　　人生地不熟的我向小川夫人打听附近有没有租金最便宜的旅店，我想明天接着看画展。我用笨拙的日语把“最便宜”强调了两遍。她打量着我，看出了我的身份和窘迫，然后含蓄地问：“你说的‘最便宜’该不是‘汽车旅馆’吧？”

　　我听出她是什么意思。“汽车旅馆”很便宜，但到那里住宿的不是流浪汉就是从事色情交易的男女，我很局促地说：“最好不是那种旅馆。”

　　她又问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对藤田画展这么感兴趣。我简略地介绍了我的情况。随后，小川夫人要我随她走，说她是藤田的亲戚。路上，我对她谈了谈我对藤田作品的理解和欣赏心得。可见她领我到了别墅一样的“去永饭店”时，我慌了，我说我没钱住这样的饭店。小川夫人说：“亲戚开的，对你可以免费。”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小川夫人为我付了所有的费用。

　　没想到，这次偶遇让我做了小川夫人的美术家庭教师，她还要她的律师和我正正经经地签了两年的合约。

　　不久，小川夫人又动员经常和她出入的朋友竹下夫人，也聘我做家庭教师。说实话，她们聘我实在不是要学什么美术，更多的是要我帮她们购物打扮和做布置住宅时的美术顾问。

　　小川夫人家很有钱，从她的祖辈就很富足。她是独生女，在巴黎读书时结识了丈夫。她的丈夫聪明而且勤奋，依仗岳父家的财力，成为了一个银行家和矿产贸易巨头，常驻巴黎。

　　10年前开始，这对年轻夫妇就开始分居，丈夫在巴黎有了自己的外室，婚姻关系名存实亡。然而，他们都不愿离婚，他们要维护家族和企业的声誉。还有，小川夫人的经营资产都掌握在丈夫手里，她自己根本就不懂经营。好在她丈夫很负责地把她作为公司的大股东，认真地向她提供公司的财务报告，并给她分红利。而小川夫人自己也习惯于做这个虚荣虚幻的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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