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情况刚一有所改变，我首先想到的又是搬家。神宫老头那座脏，乱，吵，破
各方面都达到了“尖端”水平的简易公寓，毕竟是无法长期忍耐下去的。

　这次因为手头不象上回那么紧紧巴巴，所以找起房子来格外顺利。只用了半天功
夫，就在东池袋租到了一套面积六叠，带有洗脸间，厕所和厨房的房子。房租每月3
.5万，外加一千五百块的清洁费(房东负责环境卫生)。

　我的日子总算象个“日子”了。躲开了“四害”，躲开了噪音，躲开了垃圾，躲
开了男女不分的厕所……自己也终于得着机会焖焖干饭，煎煎荷包蛋，炒炒青椒肉
丝什么的了。慢慢地，桌椅板凳有了，书架有了，锅碗瓢勺有了，电冰箱有了，彩
色电视有了……甚至后来边电话也安上了。

　然而，生活从来不是一条笔直前进的线。它象起起伏伏的波浪，时而由低到高，
时而又由高到低。在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里，尤其是如此。这原本是个很简单的道
理，可不知为什么我曾一度把它忘得干干净净。满心以为日子一旦好转起来，从此
便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就在自己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场经济危机的风暴突然
袭来，叫我饱尝了一通没有“铁饭碗”的滋味。

　那是放暑假的时候。我本打算利用这个难得的假期更多的教些课，打些工，挣些
钱。却不料日本8月份放暑假的并不只是大中小学。前一年的暑假我回北京了，
所以
不了解这个情况。

　7月底，先是几个搞日中贸易的公司职员－－我的学生－－来向我请假，说是
8月
份他们都要回老家度假，中文课上不了了。

　紧接着另外一个学生告诉我，8月份的假期之后，他要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
所以
中文课就到此结束。

　我一想，不好！这么一来，8月份我就要少掉两笔收入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律师先生竟然也来凑热闹。他倒不是因为要放暑假，而是
因为突然到手了好几件十万火急的案子，任务又重又急，8月份只能停课，以后
的情
况“到时候再联系”。

　 天哪，又少掉了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情况严重起来。

　算了算，我唯一的后路只剩下岛本和味道园了。岛本那里我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三万块钱总是可以保证的。而味道园，我只要每天照着八小时给它拼，一个
月下来总能捞到个十万吧。

　这口气刚要松下来，突然又听说味道园8月份也要放两个星期的长假。连味道
园也
放暑假？！我的鼻子都气歪了。这不是成心砸我的饭碗吗？这下在味道园也只能挣
到四五万了。8月份满打满算也只能得到八万左右的收入。要在住“鸡笼小屋”
那会
，这些钱倒是绰绰有余了－－那时一个月连吃带住连五万也花不了。可现在呢，我
“家大业大”啦！
立刻把搬来以后几个月的所有水电，煤气，电话，健康保险，报费，房租之类的
发票全翻出来，要看看光这一切每个月究竟需要多大开支。拿出电子计算器一个月
一个月地算下来一看，光这些不能当饭吃的玩艺儿，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块。如果在
吃饭，交通，洗涤等方面拼命勒一勒的话，一个月八万块总算可以将就过去。

　算完帐，心里又稍许踏实了一些。同时也后悔自己以前太缺少思想准备，好象谁
一旦跟我学上中文，就会从此管我一辈子似的。结果每月除了往银行存几万块钱的
学费以外，别的全都这一笔那一笔地置家置掉了。骂了自己半天笨蛋，这才想起应
当给岛本挂个电话，把这一系列遭遇对她说说，或许她还能帮我找一个一星半点儿
的出路。

　电话打通了，刚说了一句：“我的另外几个学生8月份都要放假，”就听岛本
在对
面接了茬儿：“我也正想请假呢。”我脑袋“轰”地一声，在一片耳鸣声中听见她
还在说着：

　“两个孩子都从北海道放暑假回来了。家里的事特别多，晚上没法儿上课。星期
天白天的中文课呢，我正考虑把它改成英文学习。一个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个不错的
英文老师。所以，从9月份开始，咱们的中文改为每周只上星期二晚上一次怎么
样？
8月份就先作一个月的暂时休假，好不好？”

　是啊，大家都放假了，而我却失业了。我没法怪罪他们。因为学不学中文，本是
他们的自由，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事。可是学生们不来上课，当然也就不会向我这个
老师交学费。那么，我拿什么去交房租，吃饭，上学呢……

　由此我便想到了中国的铁饭碗。你能干也好，不能干也好，甚至你干也好，不干
也好。国家都保证叫你生活得下去。可在这里，全凭一个“干”。你不光得豁出命
去干，还得看有没有你的“英雄用武之地”。否则的话，你活不活得下去，饿没饿
着肚子，别人管得着吗！

　清楚地记得一次在电车上，看见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一路用中文说着颠三倒四的疯
话。一看就是个抱着过大奢望来到日本而却被残酷的经济困境逼疯了的中国人。当
时我还很看不起他呢，“堂堂一个男子汉，这么没出息。跑到这儿来丢中国人的脸
！”然而此时此刻，我竟也真的有了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

　这个月的收入只剩可怜巴巴的五万了。好在银行里的那点学费可以先拿出来“填
坑”救急。问题是，那并不是长久之计。过了8月还有9月，10月……
一个学生的课
停掉了，岛本的课时减了，田村早已远走他乡，律师先生今后或许就一直忙下去，
而9月份一旦开了学，想满打满算地在味道园端盘子也难以做到了……收入成了
大问
题。

　那几夜几乎全是瞪着眼睛瞪到天亮的。玩命地绞脑汁，差不多快要象伍子胥似的
一夜之间急白了头。琢磨着如何能找到新的工作，琢磨谁有可能帮助我。

　要找工作就得求人。我先是给一位曾在日中友协任过职的先生打电话，想得到他
的帮助。没想到他已经搬家了。于是我又给一位向来对我很关心的东洋大学老师打
电话，结果说是出去旅行了，要到开学前才回来。只好又给一个曾跟我关系不错的
中国餐馆的老板娘打电话，但是左拨右拨拨不通。我索性亲自到店里去找她。不料
迎头撞见的却是贴在门上的出卖店铺的告示，她破产了。明明几个月前还神气活现
地做着买卖，怎么转眼之间就垮掉了呢？我问隔壁的老板，回答说不知道，并连连
地摇头叹气：

　“唉唉，难哪！在这里作生意太难啦！挤得没有活路呀！”又指指不远处一幢五
层的楼：

　“那里有一个出版公司，知道不知道？”

　“不清楚。”我说

　“前两天那家公司的经理上吊自杀了，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夜里。”

　“为什么？”

　“负债太多，公司要垮了，还牵连到很多其它的公司。他在自杀的遗书上写着，
死后可以得到一亿几千万的生命保险，叫公司的人拿这笔钱去还债，拯救这个公司
。”我不能再听下去，怀着一颗冰凉的心往回走，一边不住地想着：究竟是他(她)
们太软弱了呢，还是这个世界确实太黑暗，根本不给人以生路呢？

　后来我又给安藤先生，川崎等熟人打了电话，但心里仍然感到空空落落，一片渺
茫。仰望着天花板，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地冥思苦索：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时想
起以前曾听人说过什么写自我推荐信的事－－翻遍全东京的电话号码簿，把所有搞
日中贸易或日中关系的公司名称全记下来，然后一封一封地给他们写信寄相片，毛
遂自荐。据说运气好的，还真的捞到了待遇不错的翻译工作。虽然命中率很低，但
也不妨试一试看。

　我猛地又来精神了，马上坐起来起草自荐信。老王卖瓜，胡吹了一通之后，又翻
电话本，胡乱地抄了几个公司名字，把信发了出去。心里却明白地知道，我这个瞎
猫是撞不上死耗子的。

　翻电话本倒叫我想起了旅游公司。那些专搞中国旅游的公司需不需要口译和异游
呢？我知道去这种公司需要有人介绍并经过面试的。可我找谁给我介绍呢？

　学生们一“罢课”，我的日子变得难熬之极。学校放假，白天已经够闲的了，而
到了晚上又猛地失了业，既无中文可教又无盘子可端，整日游游荡荡，迈着四方步
还觉得光阴打发不完。本来“有时间”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我眼下的这种“有时间
”是被强加到头上来的，更何况是付出了金钱的代价的，因此分分秒秒都伴随着精
神的痛苦。我读书，读不进去。写东西，写不出来。觉得心里憋闷得厉害，却偏偏
不想找人交谈。呆着，想走动走动。走着，又想躺下。屋子里静得烦人，一开收音
机－－甭管是以前多少爱听的曲子，一听立刻感觉吵得受不了。电视机更是绝对不
看。不知道饿，也不知道饱。不知道困，却又总也打不起精神。脑子里似乎在想一
千个一万个办法，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只是在等，等，等。心里似乎是冰凉冰凉
的，一切随它去，听天由命；却又仿佛是火烫火烫的－－工作，出路，整日在烤我
，煎我。

　不过三四天的功夫，我觉得象是过了一个世纪。收入一没有，竟连日子都不敢过
了。只要一开灯，一拧水龙头，一点煤气，一买东西……都立刻会想到“钱”，我
正在一点一点地挖学费，我的宝贝学费呀！不行，我得干，我得挣，我得找差事。
无可奈何，我还得打电话求人。

　我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一个老同学。她也是搞音乐的，比我早来日本几年，因母
亲是日本人，现在全家已经在日本定居了。我还是在来日本之前得到过一个她的电
话号码。

　电话拨通了。她一听说我有困难，立刻深表同情：

　“那滋味我尝过，知道。你先别着急，需要钱的话，我先借给你。”

　“钱不需要，就是想找事。”

　“当然，我这就帮你去打听。我以前干过一阵儿舞蹈伴奏，后来教上钢琴那个工
作就不干了。我马上打电话去问那个舞蹈老师，看她那里缺不缺伴奏。这工作你觉
得怎么样？”

　“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教中文的工作的话……”

　“那个我也帮你去问。我丈夫前一阵儿在日中友协教过一段时间中文，不知道现
在那里怎么样。过两三天你再给我来电话，我告诉你结果。”

　三天之后，我又给她打电话。

　“舞蹈老师那里，我打了几次电话她都不在。她儿子说她最近正忙于什么舞蹈学
校建校多少周年的庆祝活动，一天到晚有活动。 不过我再接着给她打电话，一
定找
到她本人。中文的事不太好办，人家现在有老师。你难道非教中文吗？笔头翻译怎
么样？”

　“有吗？”

　“我的一个朋友认识一个搞什么杂志的人，听说他那里目前需要搞中文笔译的。
”

　“我从来没干过，不过不妨试试看。”

　“好吧，那我把那个搞杂志的人的地址告诉你，他叫大谷，其实我也不认识他，
光有一张他的名片。”

　第二天，我就跑去找这位大谷先生。

　大谷先生是个七十过半的小老头。头发虽然全白了，人却精神矍铄。讲话声音很
大，在椅子上一会儿也坐不住。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地问我：

　“你日文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干吗到我这里来？”老头挺直。

　“因为我对自己的中文有信心。”

　“好吧，那你就先翻些东西看看。”

　他的助手交给我一打小稿子，一看，全是介绍日本经济的，我二话没说塞进书包
。

　“不过我得先告诉你，如果我们认为你这东西翻得不好的话，稿子就不选用，稿
费当然也就没有。”

　“这我知道。”

　“怎么，看你好象不太高兴？”老头歪着脑袋盯着我。

　“没什么，生活上有点小麻烦。”本来并不想说，话自己从嘴里跑出来了。

　“哦？有什么困难？”

　既然他问，我就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

　“嘿，真够呛！你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偏偏想跑到日本来，不知道日本生活没你
们那边舒服吗？”

　“知道是知道……”

　“那你现在怎么办？吃饭的钱有吗？”

　“暂时还没问题，如果尽快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的话。”

　“比方说，什么样的工作呢？”

　“教中文。”

　“学生不好找呀！”

　“大谷先生，您认识旅游公司的人吗？”

　“唔－－倒是有一个朋友，你为什么想去旅游公司呢？”

　“听说收入很好，而且我现在放暑假，正好整天没事干。”

　“这样吧，过几天你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临走前，我对他拜了一遍又一遍，真希望大谷老头能给我一根救命的稻草。

　两天之后的晚上，外面哗哗地下着大雨，我没法出去“迈四方步”，只好黑灯瞎
火地一个人闷在屋子里－－心疼电费，不敢点灯。心里七上八下地全是工作的事。
惦记着舞蹈伴奏的事不知怎么样了，也惦记着旅游公司的事有否希望。实在弊不住
，就又拨起电话来－－明明知道老打电话催是件不礼貌的事。

　老同学一听是我，说：“我昨天又给那位老师打电话了，她还是不在，说是陪客
人去大阪了，什么时候回来也不清楚。我倒是把你的情况跟她儿子讲了，可她儿子
说他妈妈那里现在有三四个伴奏，听那口气好象不那么……”

　又凉了，“这么说希望不大？”

　“当然我还是尽量帮你争取，等她从大阪回来以后。顺便问一句，你弹过芭蕾舞
的伴奏吗？”

　“反正我弹过舞蹈伴奏。”

　“是基本功训练的吗？”

　“训练的和排练的都弹过。”

　“告诉你，这个老师就讨厌人家弹奏时看谱子，你即兴伴奏怎么样？”

　“反正，我给她干两天她就知道了。”

　“好的好的，我就这么对她说。”

[1] [2] [3]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