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日新闻》社外报记者田村宏，是我所教的第二个学生。他跟我学习中文的时
间并不太长，中途因为突然被调到印尼担任驻外记者，学习被迫中断了。尽管我们
已经“再见”很长时间了，但这个四十开外就秃了顶，戴着酒瓶底子般厚的高度近
视镜的人，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不肯退去。

　本来，新闻记者的工作是极紧张的，尤其是在《朝日新闻》社，又尤其是在它的
外报部。偏偏田村又是外报部里一位业务“大拿”。结果，几天几夜回不了家，睡
不了觉的事，就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等他上课等了快两个小时还不见来。我好生奇怪，他这个人向来认真
，不会旷课呀。再等还不来，我才想起应该给他挂个电话问问。电话打到他家，没
人接。电话又打到报社，转来转去，好不容易找到他。我告诉他已经等了两个小时
，他却连歉也不道一声：

　“我现在正忙，要赶着发稿，英·甘地被刺了！”

　“什么什么？”我没听清，再问时，他老兄早把电话挂了。直到第二天清早，我
才从报纸上看到印度总理甘夫人被杀的消息。

　大概是长期紧张过度的原因吧，田村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似乎都不太好。他几
乎每次出现在我面前都是这么一副形象：低垂着头，稀稀落落的几缕头发狼狈地挂
在脑门上，一个肩膀上胡乱地搭着件外衣，一只手晃里晃荡地拎着皮包，拖着沉甸
甸的步子，摇来晃去地朝我的校门口走来。直到我迎过去叫住了他，这才如梦初醒
般疲倦地对我笑笑，用全无底气的声音问个好，往往还要加上一句：

　“昨天又加了一夜班，唉！真是累死了。”

　工作这么忙这么累，他却还要抽出时间来学习外语(除了中文还有英文)，而且学
得很用功。他每次来上课都必定带着自己忙里偷闲写出来的中文作文请我批改。这
些作文，短则一两百字，长则四五百字。一篇篇都写得认认真真，找不出一点敷衍
了事的痕迹。

　对我来说给田村上课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他的中文程度相当深(他在大学时
是专
攻中国近代史的)。跟他在一起，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用中文进行交谈，还能把
许多
我喜欢的中国近代小说作为学习的教材。然而更主要的却是，他在我所认识的日本
人当中是与我思想最接近的一个。

　记得头一回跟他见面，他在自我介绍时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最钦佩李大钊
先生，十分赞成他的思想。”一个日本人居然讲出崇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辈的话
来，不胜惊讶之余，我确实感到大大的欣慰。就仿佛一只生活在鸡群里的鸭子，突
然一天发现了一只自己的同类。而事实上，我们的每一堂课也从来离不开关于中国
的历史，社会，政治的畅快交谈。

　每当我给他改完了作文，打开一篇当代的中国小说开始边读边讲时，他总会顺着
小说的内容让我告诉他许多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建国后的反右斗争啦，大跃进啦，
人民公社啦，四清啦，彭德怀啦……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回顾，红卫
兵运动，斗争“走资派”，大串联，揪刘，武斗，“二月逆流”，工人阶级登上上
层建筑，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早请示晚汇报，八个“样板戏”，语录歌，“忠
”字舞，林彪事件，总理逝世，天安门事件，“四人帮”垮台……
一般来讲，我不喜欢跟人轻易谈起这些，太痛心！没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人难
以理解这一切。但我很爱对田村讲。因为他那双静静地透过厚眼镜片射过来的目光
，在不断地告诉我：他懂，他理解，他跟我同样为中国这段曲折历史而激动不平。
而我则象是好容易抓到了这么个高谈阔论的机会，滔滔不绝，好象这辈子从来没有
说话说得这么痛快过。

　没有漂洋过海的人大概很难会体会到，一个人在海外若能遇上个思想，精神，政
治上的“谈伴”是多大一种精神解脱和享受！

　田村在课上讲得不多，但也常讲－－用中文回答我向他提出的种种有关日本的问
题。他讲起话来慢变斯理，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仿佛坐在他对面的我只是个不足
挂齿的黄毛丫头。

　“是啊，日本的男人晚上下了班，一般都不立刻回家，而是跑去喝酒。”一次，
田村在回答我的“为什么日本男人不回家吃晚饭”的问题时这样说：

   “当然有些人是因为家庭生活不幸福，企图逃避，或者干脆有了外遇。不过对于
大多数人来讲，原因不在这里。首先这是一种社会交住上的需要。比方一桩买卖，
在公司的办公桌上也许达不成，可到了宴会桌上就可能成交。酒，象一种润滑剂，
能使本来卡住不动的东西运转起来。所以，下了班一起喝酒，也就成了公司之间，
人与人之间联络感情，打开局面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想借此求
得一种精神上的放松。日本人工作时的紧张程度在世界上堪称第一，这你知道。但
是日本人在工作精神上却往往受着压抑，这你却不一定了解。日本的大公司，大企
业，特别是那些创出了名声的，内部都有铁一般的上下级关系。对于任何一个上级
，你只有服从的权利。让你怎么样，你必须怎么样。对也好，不对也好，你只能‘
是！是！是！‘弯着腰，挂着笑。如果碰巧让你干的与你自己想法一致，那当然很
好。可是如果不一致而是满拧，那就只有自我克制。每天每天的自我克制对人来说
实在是精神上的一种莫大折磨。你们中国人有’提意见‘一说，有用也好没用也好
，总也是个出口气的途径。可在日本，除非你自己辞职走人，作为一个下级，除了
在自己心里窝着，憋着，压着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一天下来，若不到酒
馆去麻醉麻醉自己，或邀上个好友借酒发发牢骚，吐吐闷气，心里的包袱就卸不掉
。”

　“那也可以回家去喝嘛，为什么非在外头喝？”

　“在家里受老婆限制，又影响孩子。而且有很多不痛快未必能对家里人说。”

　“我天天在回家的夜班电车上，路灯下都能看见醉得一塌糊涂的人。在日本，难
道心里不痛快的人真有这么多吗？”

　“确实。”田村重重地点点头：“日本人本来心胸就不开阔，而各种各样的矛盾
常常又埋得很深。中国人不一样，什么都明朗化。”

　“那么你呢？工作时也常常不痛快吗？”我莫名其妙地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