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生变“包身工”，谁之过？

　　本报记者  严姗隽  发自上海

　　近年来，中国研修生在日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是研修生吃不起苦？是日本雇主黑心剥削？还是国内的中介没有尽到保护同胞的义务？

　　对此，记者进行多方调查，以探究中国研修生变成“现代包身工”背后的秘密。

　　研修生：想一年挣10万元

　　同真正的出国留学不同，不少研修生心里都清楚，去日本就是干活儿存钱的。

　　在日本京都工作过两年多的曾义坦言，当年自己选择去当研修生就是因为“在上海大专毕业后走投无路，既想赚钱又想学语言”。

　　曾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在京都的工厂流水线上当小工，每个月能赚7000—10000元人民币，收入相当于上海高级白领。自己平时吃住都在工厂，没什么额外开销，两年后回国时，已经存下了近20万元人民币。

　　像曾义一样，不少中国研修生都怀揣着一个淘金梦，并没有准备好迎来跟国内安逸的生活没办法比拟的艰辛。

　　在流水线上每天站立工作12个小时以上，几乎没有休息日，闷热的寝室里没有空调，10多个人合用一个洗澡的水龙头……

　　曾义告诉记者，实在受不了那里的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大家只能抱头痛哭，却从来不敢提出回国。“不少人出来时付给中介的几万元钱，还是家里东拼西凑借来的，家里人就指望着他们打工还债，回老家盖房子。”

　　于是，大多数研修生只能选择隐忍。

　　日本雇主：他们是廉价劳工

　　然而，曾义他们的隐忍并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不少研修生说，他们经常受到上司的辱骂：“混蛋！好好干活！”

　　正在复旦大学留学的日本学生关骏一郎坦言，无论是否通过合法途径入境，在不少日本人的印象中，这些研修生就是打黑工的。“我觉得他们在日本的状况就像中国进城的农民工。”

　　关骏一郎说，在日本，这些研修生可以说是最低层次的劳动力，不少公司看中他们的原因只有一个，便宜。   

　　“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店、便利店打工，像我这样的日本人一般900日元/小时，但中国研修生可能只有500-600日元/小时。”

　　便宜，令不少劳动密集型的日本公司十分青睐“价廉物美”、容易操纵的中国研修生。而不少日本机构也看准了这个“商机”。

　　关骏一郎告诉记者，据他所知，有些语言学校给研修生发留学签证，只要求他们注册，却不需要上课，任由他们打黑工。

　　2009年1月日本长崎县西海市查获的一起中国研修生提供虚假报告案中，接收单位按照规定应该安排研修生进行为期160个小时的研修。实际上，这批中国研修生仅仅集体研修了5天，且没有明确的时间纪录。

　　针对这一现象，在日本留学多年、长期研究对日民间索赔问题的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管建强指出，这些日方公司就是在打擦边球。

　　“总体来说，日本是个法治国家，很多公司并不敢明目张胆违反法律。他们往往使些小伎俩，找合同约定中模糊不清的地方来钻空子。”

　　国内中介：“娘家人”成“周扒皮”？

　　“研修生遭受不公平对待，日方公司能钻到合同中的空子，国内的中介应该负很大的责任。”管教授坦言，中介本应是研修生的“娘家人”，可现在却成了“周扒皮”。

　　“比如说，进入诉讼阶段后，起诉的主体可以是研修生，也可以是中介公司，因为劳务合同其实是中介跟当地公司签署的。但是，这么多研修生劳资纠纷中，中介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几乎没有帮研修生共同起诉的，这很说明问题。”

　　2009年1月，研修生施骏向日本《新华侨报》投诉：“当时浙江某中介公司招工时说得很好，每周工作的时间不超过40小时，超过的都算加班，第一年每月的研修津帖是60000日元，第二年的技能实习是月基本工资130000日元。于是，我们交了26000元人民币的中介费来当研修生。”

　　可实际上，到了日本，施骏才发现，基本工资、加班费、休息日等都远少于合同约定。“我们跟中介交涉，他们只让我们等。”

　　更令施骏气愤的是，第二年，这家中介公司又非法向他们征收了200000日元（近15000元人民币）的管理费。最终，当施骏等人跟日方公司交涉时，他们却在2008年7月被开除了。此时，原本可为他们做主的、拥有完全资质的中介还是不管不顾。

　　在管建强教授看来，这样的案例中，国内的中介公司充当了极不光彩的“帮凶”角色。

　　“这些中介几乎都有资质，也从事对外劳务输出服务多年，难道他们会不知道原先的合同文本中有漏洞吗？难道他们不应该作为诉讼主体，为这些研修生做主吗？但他们往往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考虑做成生意赚到钱，根本不考虑同胞的切身利益。”

　　律师：合同中应约定“国民待遇”

　　研修生应该如何保护自己？管教授认为，出国前必须仔细研究中介提供的劳务合同，看清是否约定“劳动条件要求享受日本国民待遇”。

　　如果已经遭受了不公对待，想要采取法律措施，管教授也提出了三条建议。

　　一，当事人可以自己写诉状递交到当地法院，像这样的小额诉讼一般会在简易法庭开庭审，诉讼周期不长。二，受害人可以写信给日本律师协会说明自己经济困难，律师协会可能会派出公益律师免费为受害人打官司，同时也可以申请免除诉讼费。

　　“不过，这两个方法都要求当事人必须有很好的日语能力，而不少研修生难以做到。”管教授说，这样的情况下，求助中国大使馆、领事馆是第三种好办法，“在领馆进行咨询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其实，大部分日本企业是守法的，没有空子可钻，他们就会考虑自己的违法成本。”管教授认为，要杜绝研修生被虐案再次发生，应当从源头抓起，加强对国内中介的监管。

　　关骏一郎说，他从不担心研修生会挤占日本人的打工机会，反而对它们的生存状态颇为忧虑。曾义也告诉记者，日本媒体其实在很多问题上偏向中国，在研修生遭受不公待遇的事件上，很多日本媒体都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

　　“尽管工作、生活有些艰苦，但的确能赚到不少钱，也能学到些技术。”

　　正如2008年12月，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经商室刘云清参赞在日本静冈县组织的中国研修生派遣企业驻日机构工作会上所言：“日本研修生市场是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的最大市场，研修生事业是中日双方互惠双赢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