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朗的冬日，我从学校借书归来，手提着两大包书向车站走去。这两包书都是史料集，虽然只有8册，重量却有10公斤左右，心里无可奈何地想：没办法，谁叫自己选了这“累死”专业。在日本，既没钱又想做“累死”学问的人，首要的条件就是体力好，泡得起图书馆、运得动这些又旧又沉的大厚本。路过旧书店“夏木书房”的时候，我照例往门前摆着得两架150日元一本的旧书上瞟了一眼。一本白色书脊上的粉红色的书名跳入我的眼帘：《东京二重生活》。这话没什么新鲜！下面的副题却让我怦然一动：“风俗女们‘白天的脸’和‘夜里的脸’”。这本书会是怎样写的呢？是不是又是要给男人玩女人找理由呢？或者用风俗女们哀婉的故事来表明她们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从事这个职业？为风俗女们正名？我一边想一边抽出这本书，浏览了一下目录。原来是7、8个从事色情行业女性的采访录，是想探索她们为什么会从事这个职业。第一个例子就是“留学女性”。再一看书背后的出版日期：99年2月。还很新！不妨买来看看。我进店交了钱，提上又增加了一点负担的书包向车站走去，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国内写书的情形。

    记得在国内研究生毕业以后，到了某大学去当讲师。时间是80年代末。

    恰好是国内出版业刚刚开始改革不久，各出版社作为事业单位正向“完全企业化”经营的方向转换。在那之前，各出版社出版的书的内容有严格的审查制度，能出书意味着出人头地，出版社对写书人来说就象上帝那么神圣和缥缈。就冲这一点，我的几位一起读研究生的师兄，毕业的时候抛下了“学问”转行去了出版社当编辑。他们的运气也真不太好，出版社“企业化”之后，出版社为了赚钱，就出卖手头的出版管理特权，那时很流行买“书号”自费出书。编辑们不再为了书的质量发愁，开始为卖书发愁，渐渐由学问人变成了精明的“推销商”，出书的质量每况愈下不说，出版社原先那种神圣的光环也渐渐地消失了。

    彼时，大学里的先生们，也恰好开始有了科研成果数量的规定，要上职称就得有成果，科研成果的判断，理、工科比较容易，文科就比较困难了。文科的先生们要想晋升就得写论文、出版书才行。论文不好写、写了也不好发表。一个学科的真正的学术杂志只有那么十几种，权威的杂志只有几种，大部分是月刊、季刊，而全国的大学老师却数以万计，大家削尖脑袋往一条路上挤，真是僧多粥少。关于科研成果的规定就象早年卖肉的的那样，把杂志分了一、二、三级，一级多少分，数量又少，审查又严格，还得对编辑的口味。老实说，太难了！论文不好写，大家就改写书了。虽然出版社也规定了名字越大的出版社级别越高，可好在出版社也在“改革”，有钱有关系就能买到“书号”，级别高的出版社也要吃饭嘛！总算还有逃路。再就是给报纸写的文章也能算“科研成果”，这后路就更宽了一点。

    科研成果的数量规定让向来有气节的“先生们”乱了阵脚，病急乱投医，明知不是路，也要硬着头皮闯一闯。不少的老先生抛却“清高”的形象，不惜向往日的门人低头求告，买来书号，将多年教案、添补增删，再加一个时髦动人的名字，配上几幅不相干的“酷画”隆重出笼。或者，纠集一群小辈，分片圈地胡写一通，自任主编，把副主编什么的空出来派给“赞助者”，也就是“有钱出钱”的人。而那么奇怪，这个时候，竟然不仅先生要成果，还有不少行政干部也要“成果”，官老爷们除了手头的权利和钱以外，对臭老九的这点“名声”也大为垂涎，官们除了职位之外顺手还要捞上职称！这大约也是儒教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吧！至于参加写书的小辈讲师们，那是“有力出力”的人，一本书里面写上两章，得准备有一章要署别人的名字，搞不好一章的署名还得出让给别人一半，大官手下还有小官，小官手下还有关系户，大家都想挂个名嘛。此外，不少人把报纸上的豆腐块文章也充作了“学术论文”，更有意思的是有了这样一些例子：老公当上了某小报的主编，专门为自己的老婆开一个专栏，于是老婆“成果累累”；老公是校领导就可以让一直在中专任教的老婆踏进大学当老师，还要认可尊夫人的科研成果，否则，尊夫人一怒，校园变色！真搞不懂大学和中专有没有区别？一时间“教科书教授”、“豆腐块教授”、“挂名教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教授”之类的别号满天飞。早先不明白，为什么一片简单的文章会要两个人写？为什么好多不相干的人会写书？此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如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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